陈正明没有评价，转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赵检，这个案子，检察院为什么不起诉？”
副检察长姓赵，五十出头，圆脸，说话带着浓重的京海口音。“陈书记，这个案子我们审查了卷宗，认为证据存在疑点。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跟肇事司机的陈述不一致，目击证人的证言有矛盾，法医鉴定报告的结论也不够确定。我们认为，达不到起诉标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陈正明又把目光转向公安局的副局长。“刘局，这个案子，交警部门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的依据是什么？”
副局长姓刘，四十多岁，脸很黑。“交警认定依据的是事故现场的勘查笔录和目击证人的证言。肇事司机当时承认他开得很快，没有及时刹车。这些在卷宗里都有记录。”
陈正明听完三方的发言，把笔记本翻开又看了一遍。这个案子已经在公检法三家转了好几年，从事故到起诉，从起诉到自诉，从自诉到驳回，从驳回再到信访。
王建国跑了无数趟，写了一封又一封申诉信，没有一个人给他一个能让他接受的答案。不是没有人想给他答案，是没有人愿意去刨根问底——证据为什么有矛盾？证言为什么不一致？鉴定结论为什么不确定？
这些问题只要有人去查，一定能查到真相。但没有人去查，因为查了就要得罪人，得罪人就可能影响自己的前程，前程比真相重要。
他把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那目光不重，但很深。
“王建国跑了三年，你们三家推了三年。法院说证据不足，检察院说证据不足，公安局说证据够了。证据到底够不够？不够的话，为什么不补充侦查？够了的话，为什么不移送起诉？这个案子，不是证据的问题，是你们三家互相推诿的问题。公安局说证据够了，那你们把证据补齐，移送给检察院。检察院说证据不足，那你们列出需要补充的证据清单，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法院说证据不足，那你们告诉自诉人需要补充哪些证据，而不是一句‘证据不足’就驳回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副院长低下头推了推眼镜，副检察长端起杯子喝水，副局长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孙建国坐在角落里飞快地记着笔记，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
陈正明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白板上，转身对他们说：“这个案子，现在由政法委督办。公检法三家各抽一个人，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审查全案证据。一个星期之内，拿出处理意见。能起诉的起诉，不能起诉的给信访人一个明确的说法。说不通的，我来跟他解释。”他用红笔在白板上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数字很大，最后一笔收得很重，把白板戳了一个小坑。
散会后，孙建国跟着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压低声音。
“陈书记，你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太重了。王院、赵检、刘局，都是正处级，跟他们平级的人，在京海还没有人敢这样跟他们说话。”
陈正明把大衣脱下来挂在衣架上，坐回椅子上。
“孙主任，我不是在跟他们说话。我是在跟这个案子说话。案子拖了三年，人死了三年，真相埋了三年。再拖下去，证据就真的没了，证人也找不到了，真相就永远埋在地下了。”
孙建国沉默了片刻，推了推眼镜。“陈书记，你知道王建国是谁吗？他以前也是政法系统的，在市司法局干过。他的儿子出事之后，他办了停薪留职，专门跑这个案子。他懂法律，懂程序，懂怎么跟公检法打交道。他在市政府门口静坐过，在市委门口拉过横幅，在中政委写过举报信。他是一个‘老上访’，一个‘专业上访户’。他写的那些信，政法委、信访局、市政府都收过。”
陈正明从抽屉里拿出王建国的信访材料，翻到第一页。照片上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穿着旧棉袄，站在市政府门口，手里举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还我儿子命来”。
他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让看的人都觉得喘不过气的绝望。
“他是老上访，但不是专业上访。他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出名，他是为了他儿子。他儿子死了三年，凶手还在外面。他没有放弃，不能放弃。他放弃了，他儿子就真的白死了。”
孙建国愣在那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这一天是星期五。陈正明给联合调查组定了一个星期的期限，从周一开始算。周六周日他没事，本来可以休息，但他没有。他去了京海市图书馆，借了三大本关于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的专业书籍，抱回家看了一整天。
书是旧的，边角卷了，里面有一些前辈用铅笔做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