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知道了。你也要小心。”
她挂了电话。陈正明把手机收进口袋，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高启强派人去河昌摸底。秦川说两辆车，一辆黑色奥迪，一辆白色面包车。下车四五个人，拍了我家楼的照片。他没动林婉清，也没动知远，只是看。他在试探我的底线。我的底线是法律。我的家人是法律保护的人，不是他的筹码。”
午饭后，安欣从外面回来，脸色很差。他的脸上有一种陈正明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疲惫，是一种更深的、更黑的东西，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了很久、终于跳了下去、在半空中回头看时的那种绝望。他把手里的一张纸放在桌上，纸上是一份通知，盖着京海市公安局政治部的大红公章。
“安欣同志:经局党委研究决定，自即日起，暂停你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职务，接受组织调查。调查期间，你不得接触案件、调阅卷宗、使用枪支。请你配合。”署名是京海市公安局，日期是当天。
安欣站在桌前，看着那张纸，没有说话。他点了一根烟，靠在椅背上，把烟雾吐向天花板，天花板上的灯管被烟雾遮了一下，暗了几秒又亮了起来。“他们不敢动专案组，动不了省厅，就动我。我是京海市公安局的人，他们有权停我的职。调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给我安了一个什么罪名？”
他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罪名。停职不需要罪名，需要‘组织研究’。组织研究过了，认为我需要停职。谁研究的？研究了几分钟？投了几票？这些都是局里的秘密。”
陈正明看着安欣。他没有安慰，没有说“你不要放在心上”，没有说“这是他们的阴谋”，只是把安欣手里的烟拿过来掐灭在烟灰缸里，从自己帆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翻到安欣的配枪那一页放在他面前。
“安欣，你的枪找回来了。孙志刚的案子破了。李响的案子也快破了。你的配枪没有丢，它一直在京海，一直在高启强的人手里。你没有被停职，你是被他们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上挪开了，但你还在专案组。”
安欣看着那些记录，用手把那一页抚平。“陈正明，我在这里坐了十几年，看着高启强从一个包工头变成了京海首富，看着他的人进了政协、进了人大、进了市政府。我没有扳倒他，连他的一根头发都没有伤到。我查他的时候，他笑了，说‘安欣，你别费劲了，你查不到我的’。他说得对，我查不到他。我查了那么多年，查到的都是他的手下，他的马仔，他的挡箭牌。他是一个藏在盾牌后面的人，盾牌很厚，我捅不穿。”
李成阳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早就凉了。
“安欣，你以为你一个人？你以为只有你在查他？我师父林建国在绿藤查了他好几年，死在去省厅的路上。陈正明在江东查了长藤资本的网，那张网最后连到了高启强的账户上。我在绿藤查了那么多年，查到了高启强跟赵瑞龙之间的利益链条。”
他走进来，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把袖子撸上去露出小臂上的伤疤。那些伤疤像蜈蚣一样爬在他手臂上，一道一道的，有些已经白了，有些还是粉红色的，是这几年新添的。
“我身上的伤，不是高启强打的。是高启强的人打的。他们把我堵在一条巷子里，四个人，四根钢管。打完之后，领头的那个人蹲下来，对我说‘李成阳，你师父不识相，你也不识相。你们师徒俩，都是找死’。我躺在地上，血从额头上流下来糊住了眼睛，但我的耳朵还能听见。他站起来走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很清脆。”
他把袖子放下来，把那道道伤疤重新盖住了。
夜幕降临，陈正明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开灯，让黑暗把自己包裹起来。窗外强盛集团写字楼的灯光在夜色中亮着，像一只发光的眼睛，从高处俯瞰着整座城市，俯瞰着他。他在这只眼睛的注视下翻开笔记本，借着窗外的微光写下几行字。
“安欣被停职了。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他做对了。做对了，所以挡了别人的路。挡了别人的路，别人就要把他搬开。高启强在用他的手搬安欣，也在用他的眼看我。他以为我会退。他错了。”
他在这一行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在横线下面写了林婉清的手机号码。她换过两次号码，但这个号码他记得最清楚，因为这是知远学会拨的第一个号码。
他不会写字，不会认字，但他会按数字，一个接一个地按，按完按下绿色的拨出键，电话通了，他在那头喊“爸爸”。
陈正明把笔记本贴在胸口的口袋里。窗外那只发光的眼睛还在盯着他，他不躲，也抬起头看着它。
十二月的京海，海风很冷。陈正明站在专案组楼下的院子里，裹紧了大衣，低着头往前走。巷口的垃圾桶旁边蹲着一个人，穿着黑色的连帽衫，帽子压得很低，看不见脸。他蹲在那里像是在系鞋带，但手指没有动，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