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的、终于可以释放的、但还是很轻很轻的、像一条被堵了很久的小溪终于找到了出口的无声流淌。她用袖子擦了擦脸，声音哽咽。“他说矿上不安全，瓦斯浓度经常超标。他跟矿上反映过，矿上不理。他说‘迟早要出事’。没过多久，他就死了。医院说是心脏病，他没有心脏病。他身体好着呢，从不生病。”

    “他的病历您还有吗？”

    老太太站起来，走到柜子前面，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塑料袋。袋子已经发黄了，边角磨得发白。她从里面抽出几张纸，递给秦川。病历上的字迹潦草，但能认出“心肌梗死”几个字。诊断医生签名那一栏，签了一个姓，后面那个字太潦草，认不出了。

    秦川把病历装进档案袋。“大娘，这份病历我们带回去看看。看完还给您。”

    老太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从周家沟出来，天已经快黑了。陈正明坐在副驾驶座上，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周德胜的死，病历存疑。签字医生无法辨认。需要查当年的接诊医生是谁，病历是否被人篡改。”

    他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看着窗外。山坡上那些黑色的煤山在暮色里像一座座坟墓，里面埋着的不只是煤，还有真相。真相被埋在那么深的地方，深到需要用很多把铁锹、挖很多年、流很多汗、流很多血才能挖出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陈正明以“信访回访”的名义，跑了西山镇的十几个村子。他走访了当年在矿上工作的矿工，走访了遇难矿工的家属，走访了矿上的安全员、技术员、管理人员。有的人开门让他进去，把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有的人把他挡在门外，隔着门板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的人听到“西山煤矿”四个字就变了脸色，把门关上了。

    他把这些人的话一句一句地记在笔记本上。有人记得当年瓦斯浓度检测报告被人改过；有人记得矿上的通风设备早就坏了，矿主不让修，说“修设备不如挖煤”；有人记得事故发生后矿上给每户人家发了三万块钱丧葬费，让他们“不要乱说”。这些证言像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每一枚都很小，但捡得多了，就能串成一条完整的项链。

    四月二十五日，下班后，陈正明没有回家，而是把那本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他把每一条线索都标上了编号，把每一个证人的名字都写在了对应的证言旁边。他画了一张表，把所有疑点分成了三类：瓦斯浓度检测数据存疑，通风设备故障未整改，安全员周德胜死因不明。每一类下面都列了具体的证据和证人，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有人敲门。他打开门，秦川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两瓶啤酒，一袋花生米。

    陈正明侧身让他进来。秦川把啤酒和花生米放在桌上，拉开椅子坐下来。他用牙齿咬开一瓶啤酒的盖子，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用手背擦了擦嘴角，花生米袋子撕开，倒了一堆在桌上，抓了几颗扔进嘴里。

    “陈局长，你说这个案子，最后能查成什么样？”

    陈正明也开了一瓶，没有喝。“查成什么样，看证据。证据能查到哪，案子就能办到哪。”

    “如果证据查到刘建国头上呢？”

    陈正明握啤酒瓶的手微微收紧。“那刘建国就要接受调查。”

    秦川把酒瓶放下，看着陈正明。“你知道他是正厅级。你只是副处。你查他，是以下查上。在公安系统，以下查上，不说是找死，也是找麻烦。你怕不怕？”

    陈正明把那瓶啤酒端起来，喝了一大口。酒很凉，顺着喉咙下去，胃里一阵冰凉。“秦大队，我在纪委的时候，查过一个副市长。那个副市长的岳父是省政协副主席，他的关系网遍布整个绿藤市。我当时只是一个科员，刚借调到纪委不到半年。我怕。怕也得查。查完了，那个副市长判了十五年，他的保护伞也被拔了。怕是一回事，查不查是另一回事。”

    秦川沉默了片刻，把瓶子里剩下的啤酒一口干了，站起来把空的啤酒瓶放在桌上，伸出手。

    “陈局长，我敬你。不是敬你的官，是敬你的人。”

    陈正明握住他的手。“秦大队，我们一起把这个案子办完。办完了，你师父的在天之灵就能安息了。”

    秦川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用力握了握陈正明的手。

    他走了。陈正明送他到门口，关上门。知远在小床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听不清说了什么。窗外，路灯还亮着。河昌的夜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带着煤烟味和远处火车经过时低沉的轰鸣。他在窗前站了片刻，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的夜景，灯火稀稀疏疏的，像一个还没睡醒的人半睁着眼睛。

    他在心里对高建国说了一句话：“高队长，你的案子，我已经在查了。你查到的那些东西，我也查到了；你没查到的那些东西，我会接着查。你的举报信，我会替你交上去。这一次，不会有人把它从抽屉里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