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队，这几件事，我去查。档案室我去，政治处我去。原件要调出来，张克寒的借调手续要查到，事故认定书的原始档案要找出来。你不要急。六年的案子，不急这几天。”
秦川抬起头看着他，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那是他在高建国殉职之后、在无数个申请被驳回之后、在被所有人劝“放下”之后，第一次从另一个人眼里看到的那种光。不是同情，不是安慰，是“我跟你一起干”的默契。
“陈局长，你从检察院来的，你懂法律，你知道什么样的证据能定罪。但你不了解我们局里的人。有些事不是你想查就能查的。有人不想让你查这个案子。你一动，他们就知道了。”
陈正明把卷宗夹在腋下，看着秦川。“秦大队，有人不想查，我们更要查。查到了，有人就不敢拦了。”
他走出刑侦大队办公室，走进了那扇半开的门。
下午，陈正明去了档案室。档案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一扇铁门，上面贴着“档案室”三个字，白底红字，油漆有些剥落了。门锁着，他找到管理员，出示了工作证。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他的工作证，又看了他的脸，问了一句“你要查什么案子的卷宗”。
“西山矿案。一九九五年的。”
管理员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害怕，是那种“怎么又来了”的疲惫。她转过身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铁皮柜前，掏出一大串钥匙，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把对的钥匙。柜门开了，里面只有薄薄几页纸。她把那几页纸拿出来放在桌上，说“就这些”。
陈正明拿起那几页纸一页一页地翻。不是高建国的那份现场勘验笔录原件，是复印件，而且只有第一页，第二页被人撕掉了。第二页写的是瓦斯浓度检测数据，写的是“瓦斯浓度偏低，不足以引发爆炸”。那一页不见了。
“原件呢？”陈正明问。
管理员摇了摇头。“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陈正明把那几页纸放回去，说了声“谢谢”，走出档案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
第二天，他去了政治处。郑主任听说他要查张克寒的借调手续，从抽屉里翻了好一阵，找出了当年的借调文件。借调函是省厅政治部发的，张克寒，男，三十一岁，省厅刑侦总队干部，借调至河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协助工作，期限三个月。借调函的最下面有局长刘建国的签字——“同意。刘建国。”字迹工整，跟现在一样。
陈正明把借调函复印了一份收进帆布包里。
下班后，陈正明没有加班。他背着帆布包走出公安局大楼，天已经快黑了。河昌的春天风大，吹在脸上像砂纸，粗粝的，带着煤灰的味道。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走向家属院。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从帆布包里摸出那本笔记本，翻开今天记的内容。瓦斯浓度数据被划掉、张克寒的借调手续、事故认定书原始档案“找不到”。这三件事本来可以查清楚，但都被人为地掩盖了。掩盖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系统。
他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推开家门。
知远已经睡了，小床上缩成小小一团，被子蹬到一边，一只光脚露在外面。林婉清坐在桌前备课，一本语文课本摊开，旁边放着一摞教案纸。她听见门响抬起头，笑了一下。“回来了？饭在锅里，你自己盛。”
陈正明洗了手，盛了一碗饭坐到桌前。青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清炒时蔬——还是老三样。他端起碗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着，“好吃”。
林婉清放下笔看着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案子有进展？”
陈正明把西山矿案的事大致说了一遍。没有说细节，只说六年前死了人，凶手可能还在外面，秦川一直在查这个案子，但阻力很大。他说到高建国殉职的时候，林婉清的筷子停了一下。
“高建国的死不是意外？”
“可能是谋杀。”
林婉清把筷子放下，看着他。“你刚到河昌，就接这样的案子。你不怕得罪人？”
陈正明把碗里的饭吃完，把碗放下。“怕。但不能因为怕就不查。”
林婉清沉默了片刻，伸出手握住了他放在桌上的手。“你查吧。注意安全。我跟知远等你回来。”
她的手很小很暖，指腹上的茧又厚了一些，是抱孩子抱的，也是握粉笔握的，从绿藤一中到河昌一中，她换了城市、换了学校、换了学生，但她没换自己。
窗外，风很大，吹得窗户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哭。远处的煤山黑黢黢地蹲在那里，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沉默地注视着这座城市。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的日期，在日期下面写了一行字:“秦川的态度变了。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是因为我去查了。他等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