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书记姓郑，五十多岁，圆脸，头发稀疏，说话慢条斯理的，像一根在温水里泡了很久的粉条。他的办公室在五楼，比赵达声的那间大一些，但布置差不多，老式办公桌，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字——“实事求是”，不是书法家写的，是打印机打的，楷体，加粗，用镜框框着。
陈正明把那封厚厚的信封放在桌上，退后一步，站在办公桌前面。郑副书记看了一眼信封，没有拆，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看着陈正明。
“这就是你给刘志强案写的结案报告？”
“是。”
“多少页？”
“正文十六页，附件二十四页。”
郑副书记没有继续问，拿起信封，拆开，抽出那摞厚厚的稿纸，一页一页地翻。他不是在看内容——他在看长度。十六页的正文，二十四页的附件，这在纪委的结案报告中不算最长，但也不短，说明写报告的人在这个案子上下的功夫不少，花的时间不少，流的汗不少。
翻完之后，他把报告放在桌上，取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
“陈正明，你在纪委借调多久了？”
“七个多月。”
“七个多月，你查了刘志强，查了马德胜，查了张德胜，查了林建国的案子，还查到了长藤资本。”他把眼镜戴上，看着陈正明，“你一个人，干了别人三年都干不完的活。”
陈正明没有说话，站在办公桌前，后背挺得很直，像一把插在枪套里、还没有拔出来、但已经上好了膛的枪。他的手指微微蜷着，扣进掌心，指尖泛白。他在等，等郑副书记说出那句他等了一个多月的话。
“报告我先看。看完了，我会向常委会汇报。”郑副书记把报告收进抽屉里，动作很慢，像在放一件易碎品，“刘志强的案子，省里很重视。虽然专案组解散了，但案子不会不了了之。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他顿了一下，看着陈正明，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赵达声同志的事，组织上会有公正的评价。你在报告里写的那段话，我看到了。有些话你们年轻人可以说，但我们不能说。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但我们会记着。”
陈正明站在那里，心里像有一块石头，终于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落进了很深的水里，砸出了一个很大的水花。那水花溅起来，打在他脸上，凉丝丝的，是赵达声在纪委大楼门口站了一下午、在大雪里站了一夜、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之后终于在调令上签下自己名字时落在纸面上的那滴墨水的凉。
“谢谢郑书记。”
“不用谢我。是你们自己干的活。”
郑副书记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
“陈正明，有件事我想问你。不是工作上的。”
陈正明微微一愣。“您说。”
“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三。”
“三十三。”郑副书记把茶杯放下，目光在陈正明脸上扫了一下，像是在确认年龄和长相对不对得上，“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
陈正明没想到郑副书记会问这个。他沉默了一秒，说:“还没有。”
郑副书记点了点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也该考虑了。三十三，不小了。纪委工作忙，但再忙也不能耽误终身大事。赵达声同志在省纪委干了十几年，他爱人有时候抱怨他顾不上家，但他爱人从来没后悔嫁给他。纪委的干部，找对象不容易。但找到了，一般都错不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陈正明。
“你回去吧。报告我看完了通知你。”
陈正明走出郑副书记的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照亮了他的路。
三天后，郑副书记把他叫到了办公室。报告常委会已经看过了，原则同意处理建议。刘志强移送司法机关，马德胜和张德胜一并移送。长藤资本的问题，建议省政府组织审计。林建国被害案，省公安厅继续深挖。赵达声同志的工作表现，组织会以适当方式予以肯定。
陈正明听完这些，站在办公桌前，把每一句话都记在了脑子里。
郑副书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不是陈正明交的那份，是另一个，更小，更薄，牛皮纸的，封口用糨糊粘着。
“这是赵达声同志的爱人托我转交给你的。她说你一个人在绿藤，没人照顾，让你周末去家里吃饭。”
陈正明接过信封，没有拆，他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不是信，是一个地址，绿藤市老城区某条巷子某栋楼某单元某号。赵达声被调走了，但他的家还在绿藤，他的爱人也还在绿藤。
陈正明把信封收进帆布包里，贴着那本笔记本。
下午，他在办公室里把那份结案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整理完毕。不是给省纪委看的，是给他自己留底的一份简版——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