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办公室在三楼，走廊比纪委宽一倍，地面是水磨石的，但擦得更亮，能从这头照到那头。墙上的镜框里镶着绿藤市的城市规划图，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密密麻麻的，像一幅彩色地图。走廊里的人比纪委多，走路的速度也比纪委快，每个人都像是有什么急事，脚不沾地地赶路，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像机关枪扫射一样的声音。
他找到车管科，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她看见陈正明，用手势示意他等一下。电话打了大概两三分钟，挂了之后，她抬起头，目光在他的工作证上扫了一眼。
“你查什么？”
陈正明把复印件递给她。“一九九一年的车辆使用记录。这辆车，绿A·0327。我需要知道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晚上，这辆车是谁在使用，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女人接过复印件，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她的表情不太好，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她把复印件放在桌上，用手指点了点。
“九一年的记录，早就归档了。不在我这里。你要去档案室查。”
“档案室在哪里？”
“五楼。但档案室不是随便进的，你要有办公室主任的签字。”
陈正明上了五楼，找到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门关着，他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进来。”推门进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深灰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不多，但很深，像刀刻出来的。他正低着头看一份文件，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目光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一下。
“你是？”
“省纪委专案组的，陈正明。”
他把赵达声的条子和车管所的登记表复印件一起递过去。主任接过来看了看，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他把条子和复印件放在桌上，靠进椅背里，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
“你查这辆车干什么？”
“工作需要。请主任配合。”
主任看了他一眼，目光不冷不热，不亲不疏，像在看一份跟自己无关的天气预报。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话筒说了几句当地话，大意是有人要去档案室查东西，让他们配合一下。
挂了电话，他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递给陈正明。“档案室在走廊尽头。你找一九九一年的车辆使用登记本。找到了自己看，把需要的记下来，登记本不能带走。”
陈正明接过钥匙，道了谢，走出办公室。
档案室在走廊尽头，一扇铁门，上面贴着“档案室”三个字，白底红字，油漆有些剥落了。他用钥匙打开门，拉亮灯。房间里弥漫着纸张和樟脑丸的气味，混在一起，有些刺鼻。一排排铁皮柜子整齐地排列着，像一支沉默的军队。他找到标着“一九九一年”的柜子，拉开抽屉，翻找车辆使用登记本。
登记本很厚，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到七月十五日那一页，目光从上到下地扫了一遍。
那一天的使用记录有好几行，但有一行被涂掉了。不是用橡皮擦掉的，是用钢笔涂的，一道一道的黑线，密密麻麻的，把原来写的字遮得严严实实。但墨水的颜色不太一样，涂改的墨水比原来的浅一些，在灯下反着光，能隐隐约约看到底下被遮盖的字迹。
他把登记本举到灯下，眯着眼睛，试图辨认那些被涂掉的字。第一个字像是“刘”，第三、四个字像是“志强”，第五、六个字像是“城西”。刘志强，城西。他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刘志强，城西，夜查。
他拿出笔记本，把被涂掉的那一行内容尽量还原地抄了下来。笔尖在纸面上飞快地划动，留下的一行字有些潦草，但他每个字都认得出，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他眼睛里的所有角落。
他合上登记本，放回抽屉，关上柜门，把钥匙还给了办公室主任。走出市政府大楼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广场上的旗杆在暮色里像一根黑色的针，刺向天空，像是要把天捅一个窟窿。
他站在广场上，把那张纸从笔记本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刘志强，城西，夜查。这一天，林建国在城西路口盘查了刘志强的车。林建国是刑警，他盘查刘志强，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地方。他盘查之后，一定写了报告，一定记录了细节。但那份报告在哪里？那些细节在哪里？
他想起老刘说过的话——“林建国查到了刘志强，所以林建国死了。”现在他知道林建国查到了什么，不是工程质量问题，不是利益输送，是更早、更深、更不可告人的东西。这些东西被记录在某一份报告里，被锁在某个抽屉里，被埋在某座山的背面。
他要把这些东西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