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陈正明说，“信访局的。”
售票员的手顿了一下，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她没有再说话，继续往后走去卖票。
信访局。在青江县的乡下，这三个字不是什么好词。老百姓觉得信访局是“管上访的”，而“上访”本身就是一个让人避之不及的词。干部觉得信访局是“麻烦制造者”，每次信访局的干部下乡，都意味着某个地方出了问题，需要有人负责。
陈正明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县城的水泥楼房变成田地和村庄，又变成起伏的山丘。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颠簸，中巴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摇摇晃晃，像一只喝醉了的铁皮罐头。车厢里的人随着车身一起晃，有人晕车，把头伸出窗外干呕；有人大声聊天，聊的是今年的稻子收成和谁家的猪生了崽。
这些声音、气味、画面，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刻进他的记忆里。他知道，很多年后，当他坐在京州市委的办公室里，面对高育良、祁同伟、李达康那些人，面对着比青江县复杂一百倍的权力博弈和派系斗争，他依然会记得这个上午——这辆破旧的中巴车，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这些跟他素不相识的农民。
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因为这是他的起点。忘记起点的人，走不远。
四十公里的路，中巴车开了一个半小时。
三岔路口到了。陈正明下了车，售票员从窗户探出头来，冲他喊了一声：“去乡里往左边走，三里地！路不好走，你小心点！”
她喊完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卖票的时候对他的态度不太客气——可能是“信访局”三个字让她本能地想躲避。但此刻她的声音里没有躲避，只有一种朴素的、长辈对年轻人的关心。
陈正明朝她挥了挥手，转身走上了左边那条土路。
三里地，他用二十分钟走完。路确实不好走，前一天下过雨，泥巴路面上有许多坑坑洼洼的水坑，需要绕着走。路两边是正在抽穗的稻田，绿油油的，风吹过来，稻浪一层一层地翻涌，像是在向他招手。
古城乡政府是一栋三层的灰砖楼，比八里河派出所大一些，但也大不到哪里去。院子里停着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身上溅满了泥点，看来刚从乡下跑回来。门口挂着“中共古城乡委员会”“古城乡人民政府”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字是手写的，笔锋遒劲，像是练过书法的人写的。
陈正明走进院子，在一楼找到了党政办公室。门半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正在翻报纸。听见有人敲门，他抬起头，习惯性地先看陈正明的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皮鞋，县城来的。
“你找谁？”
“我找郑书记。县信访局的，姓陈。”
戴眼镜的男人放下报纸，站起来，在桌上一堆文件里翻了翻，找出一张名片。“郑书记在二楼，最里面那间。你上去吧。”
二楼最里面那间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陈正明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进来。”
他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嘴唇很厚，给人一种“这个人不好惹”的第一印象。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短袖，袖口卷到上臂，露出两条粗壮的胳膊。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字是“全县优秀党务工作者”。
“你是？”男人抬起头，目光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一秒。
“郑书记好，我是县信访局的陈正明。陶局长让我来的。”
郑书记——郑志远——没有马上接话。他靠在椅背上，从上到下打量了陈正明一遍，然后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问了一句：“陶然让你来，什么事？”
陈正明从包里拿出李长水那封信的复印件，双手递过去。“郑书记，这是去年十月寄到信访局的一封信。反映十里村村民李长水的自留地被村支书程德厚占用的事。陶局长说这个事压了很久了，不能再压了，让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郑志远接过信，没有看，随手放在桌上。
“这个事我知道。”他说，声音不大，但底气很足，“李长水的自留地，是村里统一调整的。程德厚是村支书，他占那块地是为了给村里建一个文化室，不是给他自己盖房子。李长水不理解，到处告，乡里已经跟他解释过很多次了。”
郑志远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熟的稿子。但陈正明注意到了两个细节：第一，郑志远没有看信就直接说出了“解释结果”，说明他对这件事很了解——或者说，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个说法；第二，他把“占”说成了“统一调整”，把“盖房子”说成了“建文化室”，这两个概念的转换，是在给程德厚的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
“郑书记，我能不能去十里村实地看看？”陈正明问，“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