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访科那边你暂时不用去了。”陶然点了一根烟，烟雾从他指缝间升起来，“从今天开始，你把综合科积压的信访件整理出来。这里是一部分——八十七件。都是去年和今年的，办信科分拣过，但一直没有转出去。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转办单位不接收，有的是当事人地址不详联系不上，有的是事情涉法涉诉信访局不好介入。你把这些一件一件地过，能转办的转办，不能转办的写清楚原因归档。”
他指了指桌上那三摞信：“三天时间。”
陈正明看着那八十七封信。八十七个故事，八十七个从青江县各个乡镇寄出来、带着尘土味和泪水的故事。它们被堆在这里，没有人处理，不是因为信访局不想处理，而是因为信访局的人手不足以处理——八个人，每年三千多封信，五百多人次来访，能做到“件件有登记”已经竭尽全力了，“件件有落实”是理想，不是现实。
“三天。”陈正明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静。
“嫌少？”陶然抬眼看他。
“不嫌少。”
“那就去。”陶然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又加了一句，“你那个转办单，国土局马德胜给我打电话了。我让他按流程办，十五天之内必须给我答复。他骂了我一顿，但答应了。”
陈正明站在原地，看着陶然花白的头发和被烟熏黄的手指，忽然想起杜月英说过的一句话——“陶局长这个人，嘴上不饶人，但有担当。”
“谢谢陶局长。”他说。
陶然摆了摆手，意思是“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陈正明抱起那八十七封信，走出局长室。信很沉，他抱着它们穿过走廊，走到综合科。综合科在东头，一间比接访科还小的房间，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综合科只有一个人——科长曹建平，四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像个教书先生。他正在整理一堆报表，看见陈正明抱着一摞信进来，眼镜后面闪过一道光。
“陶局长让你整理的？”曹建平问。
“是。”
“八十七件？”曹建平又问。
“对。”
曹建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把桌子上的报表挪到一边，腾出一半空间给陈正明。他的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那些信里写着的、还没有被听见的声音。
陈正明把信放在桌上，一摞一摞摆好。他坐下来，拿起最上面的一封。
信封上写着：“青江县信访局收”。没有具体科室，没有收件人姓名。邮票是八分的，盖的邮戳模糊看不清。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撕开，抽出里面一张薄薄的信纸。信纸是供销社买的那种红线信笺，抬头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已经褪成了暗粉色。
信的内容只有一页，字迹工整，是那种练过毛笔字的人写的：
＞ “信访局的同志：我是古城乡十里村村民李长水。我家的自留地被村支书强行占去盖了房子，我找过乡政府，乡政府说这是村里的内部事务，他们不好管。我找过县政府，县政府让我找乡政府。我来回跑了半年，腿跑瘸了，问题没解决。我不懂法律，只知道共产党的干部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求你们帮帮我。”
落款是“李长水”，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十月。
去年十月的事。
陈正明把信纸放下，在笔记本上记下：李长水，古城乡十里村，自留地被占，村支书强占，乡政府推诿，县政府踢皮球。跑半年，腿瘸。
他在“法律依据”一栏写：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自留地属集体所有，村支书是否有权占用？强占属民事侵权？行政不作为？
“法律依据”下面是一片空白。不是他没学过，而是他知道，在一九九〇年的青江县，法律条文和法律现实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沟。那道沟里填着人情、权力、利益、宗族、关系网和数不清的“不好管”。
他把李长水的信放到一边，拿起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
一封一封地拆，一封一封地读，一封一封地记。
第六封信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请人代写的，信纸上有两处错别字，但内容让人心里发紧：她的丈夫在矿上打工，被石头砸断了腿，矿主只给了二百块钱就把人赶了出来。她去找过劳动局，劳动局说矿上没有注册，不属于他们管。她去找过法院，法院说要先有劳动仲裁才能立案。她不懂什么是劳动仲裁，只知道丈夫躺在床上不能动，两个孩子要吃饭。
第七封信是五个退伍兵联名写的，反映他们的安置费被乡政府克扣了三年，每年都说“明年发”，明年复明年，一直没发。
第八封信是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写的，说她的儿子因为宅基地纠纷被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