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基金会的食堂多加了四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得很慢，像是在细细品尝什么了不得的美味。张澜的爸喝了两杯酒，脸红了，话也多了，拉着余姐说：“余姐，我下个月打个柜子，放你们食堂，碗筷有地方搁。”余姐笑着点头：“好，太好了，叔你打什么都行。”张澜的妈在旁边瞪了他一眼：“喝了酒就吹牛。”张澜的爸也不恼，嘿嘿笑了两声，又喝了一杯。
热闹过后，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张澜的爸却渐渐发现了一件事——基金会里有个男人，每天都要偷偷出去打电话，还给人送纸条。那人四十来岁，瘦高个，不爱说话，走路没声音，吃饭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张澜的爸观察了他好几天，发现他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门，去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一通电话，时间不长，五六分钟，然后回来。每隔两三天，他会往门卫的信箱里塞一张纸条，不知写给谁。张澜的爸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基金会里人多，什么人都有，也许人家家里有病人，每天要打电话问情况，也许人家有笔友，喜欢写信。可是那个人的眼神不对。张澜的爸活了七十多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他一眼就看出，那个人的眼神里藏着东西。不是悲伤，不是忧郁，是——恐惧。他像一只惊弓之鸟，随时都在防备着什么。
张澜的爸没有声张，只是每天多留意了他几眼。他看着他出门，看着他打电话，看着他回来，看着他往信箱里塞纸条。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安，但又说不清哪里不对。他只是个编竹筐、打家具的老头，这些事，不该他管。可他忍不住。他看到那个人的手在抖，每次打完电话回来，手都在抖。他看到他往信箱里塞纸条的时候，眼睛会四处张望，像是在怕被人看到。张澜的爸蹲在院子里，抽着烟，眯着眼看着那个人的背影。风把烟吹散了，他掐灭烟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回了手艺室。他拿起竹条，继续编篮子，编得很慢，心里一直在想那个人的眼神。不像是坏人，但又不像正常人。他决定再看看，看清楚了再说。
早上，天刚蒙蒙亮，张澜的爸就起来了。他习惯早起，先到院子里打两套拳，活动活动筋骨，再去食堂喝碗粥。可这天早上，他刚走到院子里，就看到那个瘦高个的男人从宿舍楼里溜出来，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低着头，快步往大门口走。张澜的爸脚步一顿，闪身躲到老槐树后面，眼睛盯着那个人的背影，等他走出大门，才悄悄跟了上去。他一路跟着，穿过两条街，拐进一条小巷子。巷子很深，两边的墙很高，墙头长着枯草，风一吹，沙沙响。那个男人在一扇木门前停下来，左右看了看，把纸条从门缝里塞进去，转身快步走了。
张澜的爸躲在巷口的电线杆后面，等那个男人走远了，才慢慢走到那扇木门前。门很旧，漆皮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他正犹豫要不要敲门，门忽然开了，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走出来，低着头，手里拿着那张纸条。工装的胸口口袋上别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北市第二设计院”。张澜的爸不认识那几个字，但他认得那身工装——沈易鑫也穿这样的衣服，沈瑜也穿。那男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冷冷的，像冬天的风。张澜的爸心里一紧，但脸上没露出来，只是冲他笑了笑，指了指路，问：“同志，打听一下，去供销社怎么走？”那男人没说话，抬手往东指了指，转身走了。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脚步很轻，像是在踮着脚尖走。张澜的爸注意到，他抬手的时候，衣领微微敞开，脖子上露出一小块刺青——一朵菊花，金色的花瓣，很小，但很清晰。他愣了一下，还没看清楚，那男人已经走远了。
张澜的爸站在巷子里，手里还攥着那根没点的烟，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菊花刺青，他没见过，但总觉得在哪里听说过。他想了想，想不起来，便把烟别回耳朵上，转身往回走。走到基金会门口，他没有进去，蹲在台阶上，抽了根烟，眯着眼看着天上的云。烟烧完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进手艺室。他坐在小板凳上，拿起竹条，开始编篮子。编了几根，又放下，站起来，走到门口，往那个方向看了看，又回来坐下。他想起那个男人的眼神，冷冷的，像冬天的风；想起他脖子上那朵金色的菊花，很小，但刺得很精细。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安，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安。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端着碗，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个瘦高个的男人。那个男人低着头，吃饭很快，三两下就扒完了一碗，然后起身走了。张澜的爸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