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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起话筒扯着嗓子吼了两句，调子跑得连自己都听不下去，然后扔下东西就往外走。

    秃头盯着我的眼神跟看鬼似的，蜜儿捂着嘴巴，眼珠子瞪得溜圆——大概觉得我是个疯子。

    洋酒这玩意儿害人。

    喝的时候跟糖水没两样，谁想到后劲来得这么凶。

    脑袋像被人塞进搅拌机，视野里的人开始长三只脚、两个脑袋，走路像螃蟹一样横着晃。

    楼梯扶手在我手底下滑溜溜的，我跟踩着棉花似的往下栽。

    胃里翻腾得厉害，一股酸水顶到嗓子眼，我扶着墙干呕了两声，什么都没吐出来。

    脑子倒是被这股恶心劲儿冲清醒了一点。

    刚才那个男人的话又钻进耳朵里——那个漂亮的姑娘，那个从北京来的女孩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挂着笑，眼睛里的寒意却像刀子。

    不是什么威胁话，可每一个字都嵌进骨头里。

    我咬着后槽牙，指甲掐进掌心。

    你们谁都别碰她。

    谁碰，我就把谁埋进土里。

    凌晨三点的舞池里，那些摇晃的身体让我想起被风吹过的晾衣绳。

    有人撞到我肩膀又弹开，像碰了块橡胶。

    我扇了自己两巴掌，脸颊发麻，踩着棉花似的穿过那条闪着蓝光的通道。

    最后的画面是被橙黄色淹没。

    无数硬邦邦的球体硌着后背，果皮破裂的酸味钻进鼻腔，然后一切沉进黑暗。

    再度睁眼时，天花板白得刺目。

    我撑着铁椅坐起身，后脑勺隐隐抽痛。

    墙上的石英钟秒针一跳一跳，上午八点零七分。

    有人抱着文件从走廊经过，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嗒嗒声，肩膀上的银色徽章反着光。

    我低头看了眼脚——左脚的鞋不见了，剩下一只灰扑扑的运动鞋孤零零踩在瓷砖上。

    心跳声突然变得很响，撞得耳膜嗡嗡叫。

    趁没人注意，我提溜着那只鞋，光着一只脚往外挪。

    脚底板贴着冰凉的瓷砖，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冬天的地板上。

    “哎，你醒了？”

    声音从背后传来。

    一个穿制服的女人站在走廊口，胳膊里夹着一叠纸，纸张边缘被汗水洇得发皱。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弯了弯腰，“我现在就走了。”

    “暂时还不能走。

    你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电话也没有，按规矩得做个登记。”

    “我打人了？还是砸了什么东西？”

    我的声音在走廊里打了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