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往我身后缩了半个身位。
她的视线躲着床上那个已经不再起伏的身形，呼吸声比刚才轻了许多。
我想起大饺子的事，侧头对小米说：“你先到外头等一会儿，我跟吴爷有几句话要讲。”
小米没吭声，推开门出去了。
门合上的声音很轻。
吴爷从柜子里摸出一只白瓷瓶，又翻出两个指节高的杯子。
酒液倒出来时散着一股涩味，没有挂杯，就是乡下铺子里卖的那种散装酒，喝进嘴里像吞了一小块烧红的铁。
他仰头先干了一杯。
开口时语气像在讲别人家的旧事，语速很慢：“年轻那会儿啊，我跟你一个样——胆大，见着钱眼睛发亮。
陕北陕西一带的皇陵，我下去过不止七八座。
那阵子大伙儿都饿着肚子，挖出青铜鼎、铜爵，换两块三块钱，扛一袋大米回来就乐得不行。”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往床上瞥了一眼，嘴角又拉起那道弧度。
“三十岁那年栽了跟头，全省通缉，混不下去了，跟着人扒上火车往广西跑。
就是在那边，撞见了阿兰。”
他举起杯，冲我比了比。
我端起来碰了一下他的杯沿。
酒液过喉时没有香气，只剩下灼热，从嗓子眼一路烫到胸口。
“她当时连句像样的普通话都说不利索。”
吴爷继续往下讲，“跟着个老苗女在集市上卖布鞋，耳朵上挂着银耳环，一晃一晃的，好看得很。”
那天晚上他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东西。
关于蛊、蛊婆、瞧纸婆，这些词头一回撞进我耳朵里时，我还没满二十岁，身边同龄人正坐在教室里翻课本。
而吴爷说出来的那些话，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扭开了我认知以外的一扇门。
“蛊”
这个字，上头是虫，下头是皿。
皿能装东西，也能装活物。
把字拆开了看，就是容器里养着虫子。
至于那容器，有时是指坛子罐子，有时是指人自己。
这个行当我信，一直到现在都信。
有人听见这话会撇嘴角、会摇头，我不争辩，也不解释。
不信的人尽可以当我在讲闲话、讲故事。
巫和蛊这两样东西，从春秋战国那会儿就有了影子，到西汉时闹得最凶。
往后唐宋元明清，哪朝哪代的正经律法里，都写着这几个字。
《汉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里写得清清楚楚：谁要是制蛊养蛊，一旦被揪出来，就得按**罪论处。
知情不报的人，也得跟着一起流放。
元代有个叫巢元方的名医，在他的书里写过这么一段话：“蛊这东西，是变惑之气，大多取自虫蛇，搁在器皿里藏着，过上百天，它们自己互相啃食，最后活下来的那个，就是蛊。
随汤酒服下去，祸患没完没了。”
巢元方提到的“以器皿藏之”
，这个器皿是什么？吴爷跟我说过，那是苗族特有的一种罐子。
肚子鼓鼓的，口却特别小，比古时候的梅瓶口还要窄。
要是把罐子灌满水倒过来，因为口太窄，水不会哗啦一下全喷出来，只会一滴一滴往下渗。
在广西和湖南一带，收古董的人偶尔能收到这种罐子，他们管它叫“滴滴罐”
，也有人叫“虫儿罐”
。
这种罐子，跟二次葬时候用来装骨头的金罐差不多，都只在某一片小地方流传，数量稀少。
城里人别说见过，连听都没听过。
吴爷又说，苗人和苗村分成两种。
一种是苗汉混着住的地方，这种村子里有收音机、缝纫机，甚至还有人用电饭锅煮饭。
这种村子压根没有苗人的老规矩，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庄。
另一种苗村藏在深山老林里，跟外面完全断了联系，偏僻得不行，迷了路都找不着。
村里人有自己的衣裳、自己的话，穷得叮当响，连电都没有。
那里的苗女耳朵上挂着大耳环，耳洞被常年累月拉扯得特别大。
苗女唱山歌、待人热情好客，那是第一种村子。
第二种村子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她们排外得很，一辈子都没出过山。
这种村子里就有会下蛊的蛊婆，也有人管她们叫草鬼婆。
湘西北部、广西深南部，要是谁运气不好，一头扎进这种深山的村子里，那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就算能逃出来，回到城市，也活不过一年。
因为可能吃了某些东西，一年后肚子积水、肝脏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