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几天了，帮不上你什么忙。

    让我给你带两句话。”

    我点了点头：“您说，我听着。”

    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几天，有没有吃过别人给的东西？要是吃了，别再碰了。

    明年开春，要是动不动就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赶紧去查查身子——一定要去广西，找苗医看。”

    口鼻间呼出的白气还没散尽，我的指节已经敲了三次那扇褪色的木门。

    门内无人应答，连咳嗽声都没有。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还在耳道里转悠——当心活物，尤其那些爬来爬去的。

    叫吴喜林的老头说完就走，我追出来时只看见他灰布袄的衣角拐过走廊尽头。

    我站在原地愣了会儿神。

    自家身体我还不知道？三年没进过医院，连个喷嚏都少见。

    什么被咬过、别吃外人递的食物，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村口老李头说看见自家茅厕里长出个白蘑菇——老年痴呆罢了。

    冷风从门缝钻进来，这个冬天冷得格外早。

    养老院走廊里那股说不清是消毒水还是老人身上特有的气味混在一起，呛得人鼻子发酸。

    几个房间紧闭的门后传来说话声和咳嗽声，混着电视里咿咿呀呀的戏文。

    我急着赶回去，可这地方偏僻得连辆出租的影子都见不着。

    正在路口来回踱步，看见个瘦老头推着电动三轮从后院拐出来，车厢里摞着几只白色塑料桶，桶口盖得严实，但那股刺鼻的骚味还是逃不过人的鼻子。

    “大爷，能不能捎我一段？”

    我从兜里掏出根烟递过去，“不用到车站，有公交站的地方就行。”

    那老头接过烟，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好烟。”

    他把烟夹到耳朵后面，“这片有公交站，但这个点没车。

    你要走啊，只能去立交桥那边等。”

    “多远？”

    “五六公里吧。”

    他抬腕看了眼那块老上海表，“你等我十分钟，我收拾完这些，顺路带你一段。”

    我点头应着，他转身又进了后院。

    三轮车上的塑料桶在路灯下泛着惨白的光，盖子边缘渗出的液体已经冻成了浅黄色的冰碴子。

    按说养老院的脏东西应该直接冲进下水道，可这位老大爷显然有别的路子。

    他回来后发动车子，招呼我挤上副驾驶座。

    我问他这些尿打算往哪送，他嘴角扯出个笑：“小年轻没见过吧？孕妇尿有人收，三块钱一斤，卖给工厂做验孕试纸。

    这些老人的尿便宜些，一毛五一斤，二道贩子收去掺假，一斤能赚两块钱。”

    我没接话。

    这年头真是什么缺德东西都有人干。

    电三轮慢得像头拉磨的驴，摇摇晃晃地沿着路边往前走。

    我说您能不能快点，他扭头看了眼后头的桶：“撒了你赔？”

    路上我想起那个躺床上只剩张皮裹骨架的广西老太太，就问大爷知不知道这人。

    “阿兰？”

    他咂了咂嘴，“那老太太可不是善茬，少惹为妙。”

    “怎么个说法？”

    大爷放慢了车速，像是怕颠着后面那些桶：“院里人都说她是广西那边瞧纸婆，以前没生病那阵子，屋里养着蝎子和蜈蚣，一罐一罐的。

    有一年夏天罐子翻了，蝎子爬到隔壁房间，把个老头子蜇得在床上躺了三天。

    今年查出癌症晚期，这才算消停。

    那屋，没人敢进。”

    立交桥到了，大爷把我放下来，三轮车又哼哼唧唧地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路边等车，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后颈，那里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层鸡皮疙瘩，指尖触到皮肤的那一刻，总感觉有什么东西顺着脊柱爬了上来。

    凌晨五点半，我站在路边等了不到十分钟，拦下一辆出租车。

    天还没亮透，街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师傅，走不走？去西安崇皇派出所。”

    司机本来靠在座椅上，听到目的地后坐直了身子。”走，这趟活儿不小。”

    他声音里带着笑意，发动了车子。

    我脑袋里装着一堆事，靠着车窗，眼皮越来越沉。

    车晃了几下，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有人在推我肩膀。

    “兄弟，醒醒，到了。”

    揉着眼睛看向窗外，派出所的铁门就在眼前。

    手表指针指着九点过十分。

    付了车费，我直接去了旅馆。

    门敲了两下。

    “是我，回来了。”

    鱼哥拉开门，客厅里小米正盯着电视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