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的是钱，比身边大多数同龄人都多。
可钱再多有什么用？手里有钱，脚下却没家。
把头站在路边拦了辆货车，递了两百块给司机，说麻烦捎我们一程。
司机收了钱，脸上堆满了笑，问要去哪儿，是找地方住还是找地方吃。
把头摇了摇头，说送我们到沙坡头的国道边上就行。
司机点头，手指朝车厢方向划拉了一下：“你们这堆人加行李，驾驶室只够塞一个，剩下的都得上后头。”
等爬进车斗才看清楚，这车平常拉饲料，板子上粘着碎麦壳和细糠，脚踩上去咯吱响。
领头的钻进了前座，我们仨蹲在后面，屁股底下各压一只鼓囊囊的蛇皮袋。
小货车颠了没几分钟就刹住了，前方亮着红绿灯。
“你俩脑袋垂得跟蔫白菜似的，有啥好丧的？事儿不是平了吗，我给你们嚎一首提提神。”
豆芽仔话音没落就扯开嗓子吼：“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哎——坐船头——”
那股跑调的劲头硬是把堵在胸口的那团闷气冲散了不少。
后方紧跟着一辆小轿车，开车的是个毛头小子，胳膊肘搭在窗沿上，指间夹着半截烟，脑袋探出来，正饶有兴致地盯着豆芽仔撒欢。
小萱压低声音：“别唱了，丢人丢到姥姥家了，人家瞅着呢。”
豆芽仔拍了拍胯下的编织袋，咧嘴笑，不再出声。
那时候的银川城区还没长开，夜里没有扎眼的霓虹河，只有路灯洒下昏黄的光。
居民楼的窗户里漏出几点碎光，像有人往黑布上撒了一把米粒。
豆芽仔吼完那几句就站了起来，两只手撑住车篷的铁架，眼睛直直望向远处。
车速一快，风刮得人衬衫啪啪响。
我站起来喊：“芽仔，你瞅啥呢？风这么大。”
他没回头，声音被风扯得发飘：“好看啊。”
“黑灯瞎火的，有啥好看的？”
我追问一句。
小萱也撑着车架站起身，说：“是啊，啥也瞧不见。
要在南边，这时候满街都亮闪闪的，到处是彩灯。”
“怎么着，想家了？”
我笑了笑。
她没吭声，低下头去。
我脑子里浮出老家的模样，想起奶奶。
之前寄过几回钱回去，大姑父的债早还清了。
我现在手里的钱比大姑父攒了一辈子的还多。
我跟奶奶说我在外面跟老板干装修，等过几年回漠河自己开个店。
奶奶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她啥都好，一个人花不了几个钱，寄回去的钱她都替我收着，说是留着给我派大用场。
风一刮，眼眶发酸，我眯了眯眼。
我又问豆芽仔家里还有谁。
他说他爸妈早就各过各的了，他从小跟着爹，书没念完就跟着老舅上船跑货。
“你妈现在在哪？”
我问。
豆芽仔摇摇头：“谁知道呢。
老舅说她好多年前又嫁了人，生了个小的，那孩子成绩好得不行，以后要读博士的。
不像我，五年级都没熬到头。”
司机踩了一脚刹车，探出头来：“到了。
前面拐个弯就是沙坡头国道，那地方不好调头，你们就在这卸货吧。”
背包沉重压着肩膀，我跟着跳下车厢时，轮胎碾过沙粒扬起的尘土还未散尽。
司机没等我们站稳，方向盘猛打，油门轰鸣着窜上了柏油路，尾灯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我们三个人站在国道边，风裹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
旅馆不能去，城里更不敢进，喉咙干得像塞了把沙子。
我拖着步子跨过公路，脚底陷进一片松软的沙地，豆芽仔跟在我身后，背包带子在肩膀上勒出两道深印。
天已经黑透了。
没人说话，也没人提议搭帐篷。
白天提着那些东西跑了几十里路，从手指尖到脚底板都在**。
我直接把背包往地上一扔，仰面倒下去，沙子还带着白天晒过的余温，透过衣服布料传到皮肤上。
豆芽仔学着我躺下来，把背包枕在脑袋底下，不到两分钟呼吸就变得均匀了。
---
三天后那辆挂着京牌的皮卡才出现在沙坡头。
刘元宁跳下车时穿着一件灰夹克，鞋面上沾着草屑，他环顾四周，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
“王把头，你们这日子过得可真够可以的。”
他边走边说，手指了指远处荒凉的沙丘，“怎么选这种地方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