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
“工资还照发？”
“照发。”
水香“哇”了一声，笑得眉眼弯弯的，手里的毛线往桌上一扔，两只手拍了一下，“啪”的一声脆响，像小孩子过年收到了压岁钱。
她在这个货场干了两年多了，之前当装卸工的时候，每年过年都是腊月二十九放假，大年初四就要来上班。
就算是没有活，也得来，坐在仓库里干等着，从早上八点等到下午五点，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没有，就是熬时间。
领导说这叫“随时待命”，她觉得这就是折腾人。
现在好了，老板大方，一放就是半个月，工资还一分不少，她可以回老家好好过个年了，陪陪她妈，走走亲戚，串串门子，不用惦记着初四要回来上班。
张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她。
信封是牛皮纸的，鼓鼓囊囊的，用手指头捏着，能感觉到里面钞票的棱角和厚度。
“水香，这段时间你辛苦了。这是给你的年终奖金。”
水香接过来，手指头捏了一下，感觉到里面那叠钞票的厚度，眼睛又瞪大了一圈。
她打开信封口，抽出来一看——一叠大团结，十元一张的，崭新崭新的，票面硬挺，边缘锋利，在灯光下闪着油墨特有的光泽。
她数了数，二十张，二百块。
二百块。
她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块，这二百块，足足是她两个月的工资。
她在这个货场干了两年多了，这是第一次拿什么年终奖金。
以前就是个临时工，谁也不管他们。
现在张巡一出手就是二百块，她的手都在抖，眼眶热热的。
“谢谢老板。”她的声音有点哑，但嘴角是往上翘的，笑得又感动又欢喜，那模样像是一个被人惦记着的、被人放在心上的孩子。
“别客气，应该的。”张巡摆了摆手，站起来，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半了，“正好中午了，跟我一起去吃饭吧。”
水香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微微收了一点，露出一丝歉意：“对不起，老板，今天有点不行。家里来客人了，我姑妈从乡下来了，带了两个孩子，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得回去帮忙做饭。中午必须得回去，要不然我妈该着急了。”
“那行，有事就去忙。”张巡点了点头，“路上小心点，明天就不用来了，过了元宵节再说。”
“好嘞！”水香把毛线和红包收好，穿上棉袄，围上围巾，在门口回过头来，冲张巡和尚丽挥了挥手。
水香推门出去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消失在外面的风声里。
办公室里只剩下张巡和尚丽两个人。
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火苗舔着炉壁，发出“呼呼”的声响。
水壶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响着，水蒸气从壶嘴里冒出来，白蒙蒙的，在窗户玻璃上凝成一粒一粒的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留下一道一道的水痕。
尚丽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规规矩矩的，但眼睛一直跟着张巡转，像一只小狗盯着主人手里的骨头，眼神里有一种藏不住的、亮晶晶的东西。
张巡看了她一眼，笑了：“走吧，吃饭去。”
“去哪儿吃？”尚丽站起来，把椅子推好，又弯腰把炉子旁边的红薯皮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然后很自然地到了张巡旁边，亲昵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快过年了，好多饭店都关门了。货场旁边有家小店，丸子汤不错，喝一碗暖和暖和。”
两个人出了门，并肩往货场外面走。
风从货场的尽头灌进来，冷飕飕的，吹得尚丽的头发飘起来，几缕发丝拂在张巡的脸上，痒痒的，带着一股洗发水的香味——不是什么好牌子，就是最普通的海鸥，但闻着干净，清爽，像雨后青草的味道。
她把头发拢了拢，塞进棉袄的领子里，缩了缩脖子，往张巡身边靠了靠，肩膀蹭着他的胳膊，像一只怕冷的小猫。
小店在货场大门对面，是一间不大的平房，门口支着一个棚子，棚子底下摆着几张折叠桌和塑料凳子。
门框上新贴着一副对联，红纸黑字，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横批是“恭喜发财”。
对联是手写的，字迹不算好看，歪歪扭扭的，却透着一股子朴实的喜庆。
店里只有两三个客人，都低着头喝汤，没人说话，只听见勺子碰碗的声音和吸溜吸溜的喝汤声。
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围着一条油渍麻花的围裙，正在灶台后面忙活，灶台上的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乳白色的汤，热气腾腾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店里，混着胡椒和葱花的气味，勾得人直流口水。
“两碗丸子汤，两个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