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江左梁郎
    名为禁足,实为保护。

    梁山伯心知肚明。

    孙绰那一声暴喝,与其说是训斥,不如说是演给某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听的。

    抄一百遍《道德经》?

    这间书房里,别的不多,就是竹简和典籍多。

    从《老子》、《庄子》、《周易》这“三玄”正统,到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再到裴頠、郭象的“崇有论”,各种注疏、孤本,堆积如山。

    这哪是惩罚,这简直是给他开了一个自习室。

    王蓝田之死,在钱塘掀起的滔天巨浪,暂时拍不到这座清幽的草堂。

    梁山伯乐得清静。

    他彻底沉浸在了书海之中。

    作为一名历史系的研究生,他曾经系统地学习过魏晋玄学。

    但纸上得来终觉浅。

    当他亲手抚摸著这些带着墨香的竹简,逐字逐句地研读那些名士先贤的思辨,一种全新的,身临其境的感受油然而生。

    他读王弼注《老》,那种“以无为本”的玄妙思辨,确实精深。

    他看郭象注《庄》,那种“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超脱,也的确洒脱。

    可读得越多,他眉头的锁得越紧。

    这些理论,太飘了。

    就像一个个精美绝伦的空中楼阁,看上去美轮美奂,引人入胜,可底下没有根基。

    士族名士们,聚在一起,挥着麈尾,喝着美酒,张口“有无之辨”,闭口“自然之性”。

    谈玄论道,风度翩翩。

    可窗外呢?

    是北方沦陷的故土,是胡马铁蹄下哀嚎的同胞,是衣冠南渡后依旧动荡的国朝。

    你们就坐在这里谈?

    谈能谈退敌人?谈能谈出粮食?

    梁山伯放下手中的竹简,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他脑子里蹦出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词。

    麈尾侠。

    清谈误国,这四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他的心里。

    历史的走向,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东晋的短暂安宁之后,就是更长久的混乱和南北对峙。

    他改变不了大势。

    但他至少,可以尝试着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

    不能再这样飘下去了。

    玄学,需要被拉回人间。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

    著书!

    著书立说,养望于世。

    这是这个时代,寒门士子(在他自己看来)积累声望,获取品第,进而踏入仕途的终南捷径。

    他要写的,不是对前人理论的修修补补。

    他要开创一套全新的,属于他梁山伯的玄学!

    既要有玄学的思辨之美,又要有儒家的入世之骨。

    胸中郁气勃发,他铺开一张新纸。

    笔尖饱蘸浓墨,在纸上写下几个大字。

    玄心。

    洞见。

    妙赏。

    深情。

    这便是他新理论的四个纲领。

    玄心,是体悟宇宙天地之本源。

    洞见,是以超然之心审视世事万物。

    妙赏,是发现生活与自然中的至美。

    深情,则是将这份体悟与热爱,投注于家国天下,亲友爱人。

    他要告诉这个时代的人,真正的风流,不是嗑著五石散醉生梦死,不是躲在山林里空谈玄理。

    而是拥有洞察世事的智慧,欣赏万物美好的胸怀,以及敢于担当、热烈去爱的情感。

    写完这四个词,梁山伯长舒一口气。

    框架,有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彻底进入了闭关状态。

    祝英台来过几次,每次都提着食盒,悄悄放在书房门口。

    她不多言,只是隔着门,轻声说一句:“山伯兄,我给你带了些点心,记得吃。”

    梁山伯会应一声:“多谢英台。”

    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

    祝英台知道他在做一件大事,她能做的,就是不打扰。

    半个月后。

    钱塘县城里的风声,渐渐小了。

    王蓝田的案子,成了一桩悬案。

    钱塘县衙把能查的全查了,没找到半点线索,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上报朝廷,等待太原王氏的雷霆之怒。

    孙绰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他踱步到书房门口,轻咳一声。

    “山伯,那一百遍《道德经》,抄得如何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

    梁山伯走了出来,身上带着一股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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