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公务繁杂疏漏，而是他不知该如何批复。
公文内容清淅明了：经应天府及周边各县彻底清丈，魏国公徐鹏举名下田产核定一万零三百顷，徐鹏举本人对此数目也无任何争议。
朝廷一条鞭法颁行后，户部按统一章程核算出该征税额，流程合规、数额精准。
可连续两载，魏国公府实缴税银竟不足核定数额的四成。
南京户部前后三次发函催缴。
头一次得到的回文是府内帐房染病卧床，钱粮帐目无人核算；
第二次推说佃户聚众抗租，田租收缴受阻，税银无从筹措；
到了第三次，连回文都懒得出具，只派了个府中管家，径直闯入南京户部大堂，当着满堂官吏的面，轻飘飘传了一句话：“国公爷说了，正在办理，无需多催。”
这番做派，摆明了把朝廷税法当成摆设，把户部催缴视作无物。
吕调阳将公文推给对面的张四维，指尖点在“实征三成七”的字样上，语气沉冷：“魏国公府在南京盘根错节，南京六部半数官吏皆与其有牵扯，催缴文书递过去，形同石沉夫海。这般下去，朝廷的新税法在江南打了很夫的折扣啊。”
张四维快速翻阅公文，放下后眉头微蹙，并未多言。他深知，开国勋贵的底气从来不是区区田产，而是扎根数代的官场势力。寻常户部催缴，根本动不了其分毫。
吕调阳见状，不再多言，直接从案头抽出一封密奏，推至张四维面前：“催税无用，问题根本不在田赋，而在这。”
密奏发自南京，落款正是禁药巡查使刑部山东清吏司的郑郎中。郑郎中自孔继祖案了结后并未回京复命，而是接受指派直接从曲阜赶赴南京，继续巡查查江南禁药事宜。这封密奏，正是他查得的内核线索。
奏报中载明，郑郎中在秦淮河畔查获一处隐秘丹药作坊。
该作坊暗藏于绸缎庄后院，对外严密封锁，寻常巡查根本无从察觉。他率人蹲守五日，记清所有进出人员底细后才果断出手，当场抓获作坊主。
作坊主是一个姓孙的胖子，此人被擒时，正盯着伙计搓制药丸，手中还攥着一颗未及藏匿的成品丹药。
锦衣卫随即撬开孙胖子卧房夹墙，搜出三本绝密帐册。帐册上清淅记载，作坊出资人正是徐邦瑞。
此人乃是魏国公府旁支，现任南京刑部郎中。
孙胖子被捕后并未顽抗，当即全盘交代：徐邦瑞不仅出资开设作坊，更凭借南京刑部刑名职权，为整个江南地下丹药作坊充当保护伞。
但凡作坊被地方衙门查获，只要递上银钱，经徐邦瑞运作，重罪可化轻罪，轻罪可直接销案。他按作坊规模收取月例，大作坊每月五十两，小作坊每月二十两，这笔黑钱他已经收了好几个月了。
而帐册上一笔格外扎眼的支出，更是直指魏国公府内核：某月某日支银五百两，名目为“叔父寿礼”。这位叔父，正是魏国公徐鹏举。
张四维看到此处，指尖猛地一紧，抬眼看向吕调阳：“徐鹏举当真对徐邦瑞的勾当一无所知？郑时中查案，他怕是早有耳闻。”
“徐邦瑞身为徐家旁支，身居刑部要职，这般大动干戈，徐鹏举不可能不知情。”吕调阳语气笃定，“更何况，徐鹏举的反应，已经说明一切。”
与衍圣公孔尚贤截然相反，徐鹏举非但不避嫌，反而直接致信南京都察院，力保徐邦瑞“素来谨慎，绝无沾染丹药勾当”，反咬郑时中“办案粗糙，蓄意攀诬勋贵”，文末更以“魏国公府世代忠良”施压，要求都察院严查诬告之事。
信件送出的同时，南京刑部两名主事立刻联名上书，夸赞徐邦瑞任职期间“清正廉洁、勤勉政务”。南京官场随之流言四起，直指巡查使郑姓郎中在曲阜逼供孔继祖，如今又想在南京构陷勋贵，舆论瞬间偏向魏国公府。
与此同时，徐鹏举遣人携重礼赴京，试图走通司礼监门路。
冯保自从干儿子徐爵的事情被皇帝敲打之后，对下面的人管束甚严，生怕再出岔子，这次直接将徐鹏举的人拒之门外，将此事奏报御前。
听了冯保的禀报，朱载在乾清宫将内阁呈送上来的南京那边的奏报、徐鹏举的求情信、南京刑部的联名上书一一过目，面色沉凝，当即令冯保传谕内阁。
“内阁尽快拟旨，传旨南京，南京刑部郎中徐邦瑞，即刻停职待查。此案交由南京大理寺主审，锦衣卫全程协办。魏国公府涉案相关事宜，另行立案彻查。”
“另行立案”四字，看似给徐鹏举留了体面，实则是不留馀地的敲打，只要查到半点牵连，徐家绝无脱身可能。
圣旨还没送到南京，魏国公那边已经得到了风声。
徐鹏举正在书房执笔。管家快步入内禀报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