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自己公司的周年活动上对记者们说：
“《僵尸之七日重生》的成功，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
它告诉我们观众渴望看到高质量、有创新、真正用心制作的类型片！
恐怖片这个类型远远没有被做尽，关键看你用什么态度和创意去做。
陈渊先生这次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观众是聪明的，好的作品自己会说话。
我很佩服陈生的眼光和魄力，也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合作，一起为香港电影开发更多可能性。”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市场新热点的激动和对陈渊其人的好奇，商业合作的意图十分赤裸，同时也透露出业界对这位“外来者”能连续精准命中市场脉搏的震惊与羡慕。
跟其他人不同，黄百鸣与其说是一位导演或者编剧，倒不如说是一名精明的电影商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不管是在新艺城还是他自己的院线，黄百鸣少有看走眼的时候。
他一直是香港影坛最赚钱的那个人，没有之一。
在赚钱这件事上，就算是双周一成都比不上。
这些大佬态度各异的公开评论，经由媒体放大，进一步推高了《僵尸》的热度，并将其影响力彻底扩散至圈内圈外。
紧接着，专业的影评人、文化评论者开始纷纷撰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论战。
少数推崇国际视野的媒体和影评人，发表文章认为《午夜凶铃》在恐怖概念的普世性、心理构建的完整性上更胜一筹。
“《午夜凶铃》的恐怖源于一种未知的、无法抗拒的现代诅咒，其叙事和惊吓模式具有跨文化的穿透力。
而《僵尸之七日重生》的卓越，更多体现在对本土民俗元素的高度风格化挖掘和呈现上，
其力量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空间经验，固然深刻，但在国际传播上可能面临更高的文化折扣。”
一篇发表在英文媒体上的评论如是说。
然而，这种观点迅速遭到了本土评论界的强烈反弹和驳斥。
《信报》文化版刊登了着名影评人汤祯兆的长文，他详细对比了两部影片后，极力为《僵尸》正名。
“《午夜凶铃》带来的是他者的、技术性的恐怖，而《僵尸》带来的是自我的、扎根的梦魇。
它的恐怖，源于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社区关系、乃至历史记忆的深层不安。
影片中那座破败的屋村，就是香港某个侧面的缩影。
这种将类型片与社会写实、文化反思结合的能力，才是香港电影最宝贵的传统和最应发展的方向。
《僵尸》的成功，不是类型的胜利，是创作力的胜利，是本土文化自信的一次强力彰显。”
《号外》杂志则以《末世屋村与港产片重生》为题，从文化研究角度切入。
“《僵尸之七日重生》远远超越了一般恐怖片的范畴，它是一次对港产片黄金时代僵尸类型的彻底解构和悲情告别，同时又是一次充满作者气息和艺术野心的类型涅盘。
它借用恐怖的外壳，探讨了遗忘、执念、牺牲和救赎等沉重命题。
影片中道士的无力感、居民的孤立无援、整个空间的腐朽气息，无不与后殖民时代、金融风暴后的香港社会心态形成巧妙互文。
这部电影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港产片完全有能力在商业类型中承载严肃的艺术表达和深刻的社会关切。”
更多的专业分析文章，则聚焦于其技术成就。
《电影双周刊》用大量剧照和示意图分析影片如何通过构图、灯光和色彩营造极致氛围；
《音响技术》杂志专访了音效师，解析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音和寂静的处理；
表演方面，惠英红、钱小豪、陈友等人几乎被一致认为是来年金象奖的强力竞争者。
这场在纸媒和空中电波持续数周的广泛争论，不仅没有消耗影片的热度，反而象一次又一次的免费宣传，吸引了更多原本对恐怖片毫无兴趣的文艺青年、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走进电影院。
票房一路高歌猛进，连续数周稳居冠军宝座，成为1998年秋冬之交香港社会一个罕见的、跨越阶层和年龄的文化热点。
许多戏院经理纷纷表示，这是近两年来港产片最令人振奋的景象。
香港市场因一部恐怖片而持续沸腾的奇观，以及“陈渊”这个名字在短时间内接连制造两部爆款恐怖片的事实，迅速通过国际电影交易网络和片商间的信息渠道，传遍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主要电影市场。
日本片商的反应最为迅猛。
他们刚享受完《午夜凶铃》带来的巨大红利，对“陈渊”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