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手里的图纸画的是救人的药、保命的机器、造福人类的设备，但时间这个不靠谱的快递员，把包裹送到了完全不同的地址。
以下就是几件最著名的“初衷迷路”案例。
鸦片与吗啡的初衷是止痛。
早在公元前3400年，苏美尔人就在泥板上刻下了罂粟的药用方法，他们叫它“快乐植物”。
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手持罂粟杖，因为鸦片确实能止痛，能让濒死的人在最后时刻不痛苦。
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把鸦片泡在酒精里制成鸦片酊，这种被称为“不朽之石”的药剂成了欧洲所有药店的必备品，从牙痛到痢疾到失眠，一瓶下去全管。
问题是，它管得太多了，鸦片在止痛的同时顺便帮你把焦虑、羞耻、责任心和活着的实感一块儿打包带走。
到了19世纪，鸦片酊在欧美家庭中的普及程度，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布洛芬。
家庭主妇操劳一天腰酸背痛，喝一口；婴儿哭闹不止睡不着觉，喂一勺。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药。
他花了数年时间从罂粟中提纯出一种生物碱，其效力是鸦片的十倍。
1804年，他把这种物质命名为“吗啡”，致敬希腊梦神摩耳甫斯。
这个名字起得太诚实了，它确实能让你睡过去，有时候一睡不醒。
1863年吗啡被发明出来的几十年前，注射器问世，两者在战场上相遇了。
美国内战、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吗啡针剂是军医的标配，它能迅速止痛，让惨叫的伤员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的伤员一部分活了下来，带着针眼和从此无法摆脱的注射习惯回到家乡，另一部分直接在吗啡过量的平静中永远安静了。
战后的退伍军人群体中，吗啡成瘾成了一种流行病，它有一个绰号叫“士兵病”。
一个想帮人止痛的药剂师，最终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药物成瘾群体。】
篝火旁的佃户们看着天幕上那些面色苍白、注射后逐渐安静下来的士兵，又看到他们战后回家时胳膊上布满针眼的画面，表情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一个佃户率先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朴素的困惑：
“那个叫罂粟的草，不是用来止痛的吗？怎么用了之后，人就变成那样了？”
他指了指天幕上那个正在注射吗啡的士兵，“刚打进去的时候确实不疼了，可后面呢？他回家以后怎么办？”
旁边一个佃户接话：
“那些针眼密密麻麻的，看着就不正常。要是俺们村里有人这样，大伙儿肯定觉得他中了邪。”
另一个佃户声音放低了些：“可打仗受伤了，不能不治吧那到底是救人的药，还是害人的东西？”
巴斯德坐在实验室的椅子，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吗啡在他的时代已经被广泛用于医疗，他们也确实知道严重滥用的后果，可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
他嘀咕道：“战场上伤员需要止痛，医生手里只有吗啡。即使知道它可能让人上瘾，也只能先用了再说。”
他拿起桌上的羽毛笔，又放下了，“该寻找一种能够代替吗啡的药物，也要想办法让人戒掉这该死的瘾。”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书房里，目光停在那些战后退伍军人面色苍白、胳膊上布满针眼的画面上。
“士兵在战场上经过吗啡治疗，当时是保住了命，可战后上瘾，相当于他们再也没有价值了。”她把手轻轻搭在膝盖上，“但这其中利益太大，无法插手叫停，而且没有药物可以替代，才是关键。”
他在美国内战期间看到无数年轻士兵死在战场上，不是死于子弹，而是死于感染，伤口本身不致命，致命的是伤口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因为伤员太多、军医太少。
他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一把枪能打出十把枪的子弹，就不需要十个士兵上战场，感染和死亡就会减少。
1862年，加特林机枪问世，手摇曲柄驱动，多根枪管旋转射击，每分钟理论射速达到两百发。
加特林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战争本身就是最大的恶，减少参战人数就是在减少恶的总量。
他错在误以为战争是为了杀人而杀人。
战争是为了赢而杀人。机枪不会让战争消失，它只会让坚持要用十个士兵的那一方被屠杀殆尽。
于是另一方也开始用机枪，双方都用了，没有一方愿意减少士兵数量，他们只是把战线拉长到几百公里，让更吐司兵趴在新挖的战壕里，被对面几十公里外射来的子弹打死。
一战索姆河战役，英军一天之内阵亡近两万人，创下英军历史上单日伤亡的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