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
雷米特亲自带着奖杯坐船横渡大西洋，奖杯是一个胜利女神的纯金雕像，被命名为“雷米特杯”。
欧洲球队因为船程太长纷纷退赛，雷米特几乎是半恳求半威胁地拖来了法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四支队伍。
决赛中乌拉圭击败阿根廷，整个蒙得维的亚陷入疯狂。
雷米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世界理解了足球。”
雷米特没有说错。
世界杯从诞生之日起，就从一项体育赛事，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演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国家战争。
1950年世界杯决赛在巴西马拉卡纳球场举行，现场涌入了20万观众，这是人类体育史上单场观赛人数最多的纪录。
巴西对阵乌拉圭，打平即可夺冠。
巴西先进一球，整个球场山呼海啸，报纸提前印好了“巴西世界冠军”的头版。
然后乌拉圭连扳两球，马拉卡纳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这场“马拉卡纳惨案”至今仍是巴西的国耻，门将巴尔博萨直到去世前仍然活在诅咒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说：
“在巴西，最长刑期是三十年。但我的刑期，是一辈子。”
几十年后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仍然感同身受地写道：
“足球是唯一一种能让一个国家同时经历狂喜和崩溃，而不用死一个人的战争。
唯一的区别是，在足球里，死人也是有可能的，死于心脏病，或死于心碎。”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对阵英格兰，马岛战争的血还没有干透。
马拉多纳先是打进“上帝之手”，用手球破门后宣称是“上帝的旨意”；
接着又完成“世纪进球”，连过五人把球送进英格兰大门。
这两个进球被拉美媒体形容为“对殖民主义的双重复仇”，一个用狡猾，一个用天才。
阿根廷最终夺冠，马拉多纳被抬上了民族英雄的神坛，而英国人至今提起这两个进球仍然咬牙切齿。】
天幕上的讲述终于落下了最后一个字，石阶旁的佃户们却还沉浸在那片遥远的绿茵场里。
“足球上的战争？”一个年轻佃户抱着膝盖，若有所思地望着天幕上那片正在缓缓淡去的画面，“不同村子之间总会有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是很少说真的打起来。”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篝火上，火苗跳动着，映在他眼睛里，“但矛盾总会有的，这样看来，足球确实是一个好的化解矛盾的运动。”
旁边一个佃户点了点头，掰着手指头算著：“这小小的足球，都能成为国家间的盛事了，真是惊奇。”
“你看，天幕还说，有20万观众”另一个佃户接过话，眼睛瞪得溜圆，“那该有多少人啊！咱们整个村子加起来还不到两百人。”
他仰起头，望着天幕，像是在努力想象两万个两百人挤在一起是什么场面，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放弃了，“想都不敢想。”
角落里的几个混混听了这话，眼睛却亮了起来。
一个剃著光头的年轻人从石阶上蹦下来，双手叉腰，下巴抬得老高：“20万人？咱们也弄一个！”
旁边几个混混跟着起哄，有人拍著胸脯说“我来当队长”，有人已经开始在地上画场地了。
何塞蹲在旁边，手里的树枝在地上划拉着，头也不抬地泼了一盆冷水：
“人家有场地有球，你们的球呢？拿什么踢？踢石头？”
几个混混愣了一下，沉默了片刻。
俱乐部里，绅士们的表情比平时复杂得多。
那位头发花白的爵士把雪茄叼在嘴角，目光落在天幕上那句“二十万观众”上，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对面那位年轻的外交官翘著二郎腿，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著，嘴角挂著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也没有说话。
壁炉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像是在嘲笑这场心照不宣的沉默。
在他们眼里，足球一直是乡下人的粗鲁运动，脚踢、头撞、摔得满身泥，哪像板球那样优雅体面？
可天幕告诉他们，这玩意儿在未来会爆火到这种程度。
二十万人挤在一个球场里，连恐怖分子都在看，连国家元首都为之疯狂。
难以预料，爵士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看来我们得重新审视一下这项运动了。”
绅士们都微微地点了点头。
贵妇人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反应比绅士们温和得多，但那点微微的惊讶还是藏不住的。
一位伯爵夫人放下手中的刺绣，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