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这年，流浪汉梵高决定成为一名画家。
1886年，梵高来到安特卫普学院学习美术，有一天他在教室里画素描，校长莱维特看到他的画大为震撼。
莱维特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美术界大佬。
他问：年轻人，你是谁啊？
梵高说：我叫文森特。
没想到莱维特回答道：画得很好，下次别画了。
还有其他几位老师，他们的一致意见是梵高的绘画功底太差了，应该先去报一个少年兴趣班。”
伍尔索普庄园里，佃农们听得直摇头。一个年轻佃农咂了咂嘴：“27岁去学画画？我27岁的时候孩子都会放牛了，他倒好，半路出家去当画家，这能养活自己？”
旁边的老农把烟斗从嘴边拿下来，想起天幕一开始放出来的那幅自画像，点了点头：“那校长把他27岁的画说得一文不值，可之前那幅自画像，我看就画得挺好。”
“在梵高的十年绘画生涯里，梵高画出了2100多幅画，但是没有人懂他，他只卖出过一幅画。
从父母、同行到画评人，大家都嘲笑他：怪人，流浪汉，神经病。
梵高曾经这样写：我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怪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在社会中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地位，我处于底层中的最底层。
但是，梵高决定画下去，直到死，因为他热爱艺术。”
维也纳。
贝多芬独坐在钢琴前，手边谱纸散落一地。
他看见那个被校长当众奚落的年轻人，看见那些同行扭过头去的背影，看见梵高把挣扎犹豫过后，重新拿起了画笔。
贝多芬把手掌按在琴盖上，久久没有移开。
他自己也在艺术这条路上走了大半生，耳朵一年比一年聋，旁人从惋惜变成回避，他写出来的曲子被同行摇头，被观众漠视。
但他从未想过要停，天幕上麦田里的那个人，和他相隔千里万里，隔着整个天幕，可那份执念与坚持，一以贯之。
1852年。
托尔斯泰坐在军营的行军床边，刚写完几页手稿。
他刚开始尝试写作，连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拿起这支笔。
天幕上的那个荷兰人为了画画把一切都丢掉了，住在贫民窟里，被教会开除，被家人当成耻辱，到头来还是坚持画画。
托尔斯泰看着自己膝盖上的稿纸，想起了自己出身的阶层，那个有庄园、有田产、有一千个农奴为他种地的阶层。
他在写底层的人，可他从来不是底层的人。
梵高是把自己活成了那些人的样子再去画他们，而他呢，他只是在生活里，在日常的间隙，写下一些他观察到的、却不曾真正经历过的生活。
他把稿纸搁在膝上，沉默了许久。
“或许生命中还有一束光，那就是弟弟提奥。
提奥是一个成功的画商，从1880年开始，他就承担了梵高的所有生活费，直到他去世。
弟弟是梵高唯一的支持者。
梵高没有工作，精神也不太正常，为什么弟弟要支持他呢？
多年后，提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文森特，这是梵高的本名。
他说，希望儿子能像梵高一样百折不挠，英勇无惧。
或许这就是他支持梵高的原因，提奥崇拜哥哥。”
巴黎的画廊里，提奥站在窗前。
天幕提到了他的名字，提到了他为什么支持梵高。
他望了许久，嘴角终于浮起一点弧度。他一直相信哥哥能出人头地，相信那些堆满房间的画终究会被世人看见。
现在全世界都在仰望同一片天空，天空里挂著文森特的自画像。
这个时代容不下一个疯子，但疯子的画，终究挂在了时代的头顶上。
文森特做到了，做到了一件他从来不敢想的事。
“1888年2月，梵高来到法国南部一个叫阿尔勒的地方。
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除了失眠、热病、胃功能紊乱，他发疯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12月30日，在又一次发疯之后，梵高割了自己的耳朵。
镇子上的人开始嘲笑他，小孩用石头丢他，妓女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红色疯子。他们甚至给警局写了一封联名信，说梵高精神错乱，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
很快，警察来了，梵高被抓进了精神病院。”
天幕下的人沉默了。
两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所有人心里：梵高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住贫民窟，帮矿工，收留妓女，画自己的画，从没害过任何人。
然后他被教会开除，被家人嫌恶，被路人扔石头，被全镇的人联名举报抓进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