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正在往滴漏咖啡里加炼乳，抬头问她为什么。她指着地图上那条从河内往东北方向延伸的国道：“这里离中国只有几公里——你们中国叫友谊关，我们叫H?u Ngh? Quan。所有的陆路边贸都在这里，你们的成品油如果真的想进越南，谅山是最好的落脚点。”她停了一下，把地图推到他面前，“而且谅山是我家。我爸在那边做点小生意，认识一些做边贸的人，你不嫌弃的话就去我家坐坐。”
从河内到谅山大概一百五十公里，长途大巴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了好几个小时。窗外渐渐从红河平原的稻田变成了喀斯特地貌的山峰——山不高，但形状奇特，一座座拔地而起，石灰岩山体在午后阳光下闪着青灰色的光。山坡上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远处几头水牛慢悠悠地走进更深的峡谷。
大巴停在谅山汽车站外一条土路边，红褐色的尘土从车轮底下扬起。
阮明妆跳下车，把帆布袋背在肩上，领着他们走上岔路口一条通往郊区的灰土小径。
路两边是刚收割过的稻田和散落的养鱼塘，水面上漂浮着几片睡莲，几个光膀子的小孩正蹲在菜地里用塑料桶舀水浇菜。
再往深处走，路越来越窄，两旁出现用木头和铁皮搭成的简易屋子，门前偶尔堆着几筐刚从土里刨出来的木薯。
其中一间矮屋前，一个瘦瘦的女人蹲在石阶上洗着搪瓷盆，身后晾着满满一竹竿干辣椒。阮明妆用越南话朝她喊了声什么，那女人抬起头看了林浩一眼，林浩点了点头，走向阮家的最后几步路是沿着菜园和石墙之间的泥路往上。
院子比林浩想象中宽敞。种着几棵香蕉树，宽大的蕉叶被太阳晒得泛黄，几串青色的香蕉挂在树干上。院角搭着鸡棚，几只土鸡在泥地里刨虫子。晾衣绳上挂着刚洗好的白色奥黛，还在滴着水。
阮明妆把帆布袋往竹椅上一搁，朝屋里喊了一声，拖鞋啪嗒啪嗒跑进屋——里面传来她跟父母简短而亲昵的交谈。
林浩站在院子里打量着这栋两层农舍。外墙被风雨冲刷得斑斑驳驳，窗台上摆着几盆驱蚊的薄荷和罗勒，青瓦屋檐下吊着一个竹编的风铃，山风穿过时发出空洞而悠远的嗒嗒声。
客厅正上方横着一根黑漆漆的木梁，梁上钉着几张褪色的越文报纸，角落里有块被熏黑的圆印——阮明妆后来告诉他那是除夕夜全家用锅底灰画在梁上的祈福符，保佑来年有米有柴禾。
堂屋不大但很干净。米黄色地砖拖得能照出人影，墙上挂着一尊白色胡志明半身瓷像，下面是木质供桌上的一小碟橘子和几束干花。
茶几上铺着白色钩针桌布，图案是几朵雏菊，跟她爸后来端上来的茶杯图案一模一样。
阮明妆的父亲从屋里出来——六十岁左右，头发梳得整齐，穿着白短袖衬衫，下摆扎进西裤里。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神活络，握手的力气比林浩想象中大得多。他打招呼的时候中文带着浓重的粤语腔，每个字都像是在嘴里绕了一个圈才吐出来。
“我姓阮。她在电话里提过你好几次，说有个中国老板想来越南做油。我们这里很多年没有中国企业过来投资加油站了——上次听说还是十年前老街那边有个人在村里合伙开了个小作坊。”
阮父泡茶，阮明妆坐在父亲旁边帮忙递杯子，随时把他没听明白的中文重新翻译成更简单的句子。
几杯茶之后阮父的谈兴来了，靠在竹椅背上用夹杂着粤语和越南话的口音，像给商会做简报一样把中越成品油贸易的关税分段、运输成本占比和本地牌照申请周期从头理过。
林浩越听越认真——这些数据有些跟秦雨那份政策摘要吻合，有些则是在国内各种调研资料里根本找不到的实操细节。
“中国企业来越南做油，最大的问题不是审批，是信任。你找本地人，本地人怕你干两年跑了；你独资，工贸部怕你倒卖配额。最好的办法是找个本地合伙人——但合伙人不能乱找。”阮父放下茶杯，看着林浩，“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在谅山做了二十多年运输车队，跟口岸的海关、工贸局都熟，也知道怎么跟边境警察周旋。阿妆说你是个实在人——他要是愿意跟你合伙，你做油的事就成了一半。”
林浩把紫砂茶杯搁回茶几，点了点头。阮明妆从厨房里端出一盘青芒果条蘸辣椒盐，说她妈特意去后院摘的，让林浩尝尝。
芒果很酸，酸得他把眼睛都眯了起来，阿辉在旁边被辣得直吸气但还是对着林浩连连点手，示意很好吃。
阮父笑着说阿妆从小就喜欢剥这些青芒果，以前还因为爬树被邻居的狗追过。院子里的香蕉树叶在晚风里沙沙轻响，那串风铃被风推着发出细碎的嗒嗒声，混着厨房飘出的鱼露和茅草燃烧的焦香，把整个院落的暮色搅成了一锅异国温暖的沸汤锅。
林浩嚼着芒果条，辣椒盐的刺激还留在舌尖上，远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