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影从钳工车间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是孙有福。他今天特意换上了一身干净但打了补丁的工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激动和一丝紧张。他在全厂两千多人的注视下，有些局促地走上主席台，走到发言席的话筒前。
礼堂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毫不起眼的老工人。
孙有福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深吸了好几口气，才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开口：“各位领导，各位工友同志们……我，我叫孙有福，是钳工车间的四级工。不，从今天起，我是六级……这得感谢厂里，感谢部里专家，感谢……感谢程处长。”
他顿了顿，像是在平复情绪，然后抬起头，目光变得坚定起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要诉苦，也不是要报复。我就是想说说，我，还有我们钳工车间的另外十二位工友，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进厂八年了。跟我一起进厂的，不少人早就到了五级、六级。可我，一直在四级上打转。为什么？因为我‘技术不达标’，‘效率低下’，‘安全意识不足’？可我自己知道，我车出来的零件，精度不比那些五级、六级的师傅差！我经手的话，返工率是全车间最低的！我干了八年，没出过一次大小事故！”
他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带着压抑已久的愤懑和委屈：“每次考核评级，我信心满满地去，可结果总是一样——维持原级。我问原因，负责考核的易中海师傅，还有跟他关系好的那几位老师傅，总能挑出毛病。不是说我这角度偏了零点几毫米，就是说我那光洁度不够，要么就是说我操作顺序‘不规范’。可那些毛病，在真正的生产里，根本不影响使用，甚至有时候，是他们鸡蛋里挑骨头！”
“后来，有人点拨我，说想升级，得‘表示表示’。我家里穷，孩子多，老母亲有病，哪有钱‘表示’？我不信邪，我觉得只要我把活干好，总能升上去。可一年，两年，三年……八年过去了！我还是四级！跟我同期的，甚至晚我好几年的，都上去了！我心里憋屈啊！晚上睡不着，就想，是不是我真不行？可看看我车出来的零件，我又觉得，我行！”
孙有福的声音哽咽了，眼圈通红：“我也找过车间主任，找过工会，可他们都说，考核是技术小组定的，他们不好插手。易师傅是八级工，是权威，他说不行，那可能……可能就是还有点差距，让我再磨练磨练。磨练？我磨练了八年！我还要磨练到什么时候？等我老了，干不动了，再给我个高工级，有用吗？”
台下，许多老工人感同身受，默默点头，有的甚至悄悄抹起了眼角。那种被不公正压制、有苦说不出、看不到希望的憋闷，他们或多或少都体会过。
“这次厂里搞技术考核，部里来了专家。我本来也没抱多大希望，想着可能又是老样子。可我没想到，部里的刘工，拿着我车出来的零件，量了一遍又一遍，说我这水平，够得上六级，甚至可以冲击七级！我当时……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孙有福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他用力抹了一把脸，“我不是哭我可能能升级了，我是哭……我是哭我这八年，算什么？我这八年的憋屈，我这八年被压着的工级，少拿的工资，受的白眼，算什么？！”
他的控诉，像一把重锤，敲在许多人心上。礼堂里一片寂静，只有孙有福压抑的抽泣声，和扩音器里轻微的电流噪音。
“易中海师傅，”孙有福抬起头，看向台下那个一直低着头的佝偻身影，声音里没有了愤怒，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悲凉，“我今天叫你一声师傅。你技术是好，我承认。可你的心，怎么就那么狠呢？就因为我没给你送那条‘大前门’，没给你拎那两瓶酒，你就卡了我八年？你知不知道，因为这，我大儿子小学毕业想上个好中学，我拿不出学费！我老母亲病重，我连好点的药都舍不得买！你轻轻一句话，卡掉的不光是我的工级，是我的钱，是我的盼头，是我一家老小的日子啊！”
字字血泪，句句诛心。
易中海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他能感觉到孙有福的目光，能感觉到全场两千多道目光，像无形的鞭子，抽打在他身上。他想辩解，想说“我是为你好”，想说“那是你自己不争气”，可那些话，在孙有福这血淋淋的控诉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这些年做的那些事，对别人造成了怎样具体的、残酷的伤害。不仅仅是工资少了，而是一个家庭可能因此陷入困境，一个人的尊严和希望被彻底践踏。
孙有福的发言结束了。他在一片死寂中，对着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下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他没有再看易中海一眼。
接下来，又有两位受打压的工友代表上台，他们的控诉同样具体而沉痛。一个女钳工，因为拒绝了易中海徒弟的追求，被穿了三年小鞋，每次稍有出色的表现，就会被易中海以各种理由打压下去，导致她心灰意冷，几次想调走。一个年轻的钳工，因为心直口快，当众指出过易中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