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赵铁山就起来了。灶房里王桂芝已经生上了火，锅里的水翻滚着，她下了两把挂面，打了两个荷包蛋。这在赵家屯算得上奢侈的早饭，她没说“多吃点”之类的话，把碗往赵铁山面前一推，转身去喂鸡了。
赵铁山蹲在灶房门口，呼噜呼噜地把一碗面吃完，汤也喝得干干净净。啸天蹲在他面前，眼巴巴地看着他手里的碗，赵铁山把碗底剩下的一点汤倒在地上，啸天伸出舌头舔得比刷过的还干净。
他把碗放在磨盘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把那件灰色中山装从屋里取出来换上，对着水缸里的倒影整了整领口。水缸里的水面晃了几下，人影也跟着晃。王桂芝从鸡窝那边走过来，手里还攥着几把苞米粒，看了看他，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两块六毛钱——全是毛票和钢镚，用一块格子手帕包着的——塞进他手里。“拿着，中午买碗面吃。”
赵铁山把钱叠好，放进中山装的内兜里，用手按了按，能感觉到钱币的轮廓。“妈，我有钱。”
王桂芝没理他，转身继续喂鸡去了。她的手有点抖，苞米粒从指缝间漏了好几个在地上，几只母鸡飞快地啄走了。
赵铁山骑着自行车，天亮的时候到了县城。他没有去供销社，先去了一家国营早点铺。铺子不大，门口支着两口大锅，一锅豆浆一锅豆腐脑，热气腾腾地往上冒，白雾在早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窜老高。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要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
早点铺对面的巷子里，停着县供销社的一辆蓝色解放牌卡车，车身上的白漆字写着“生产资料供应”几个字，车斗里空荡荡的。赵铁山一边吃一边注意着马路对面。供销社的大门朝南，早上八点开门，七点半左右会有人陆续从侧门进去，穿着一色的干部服、推着二八大杠、手里夹着公文包的那几个，应该就是副主任级别的。
豆腐脑吃完了，油条也吃完了，供销社的侧门还没有人来。赵铁山又要了一碗豆浆，慢慢地喝。
将近七点四十的时候，一个瘦高个的男人从马路对面走过来。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半新的深蓝色卡其布干部服，腋下夹着一个人造革公文包。他不高，但很瘦，干部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走路的步子不大，频率很快。
南方人走路的姿势。本地人走路是脚掌先着地，重心沉，稳当；南方人是脚尖先着地，步子碎，频率高。赵铁山前世跑过很多地方，这点区别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个男人走到供销社侧门口，从兜里掏出钥匙开门，进去了。
赵铁山端起碗，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碗底沉着几粒没化开的糖精，甜得发苦。
他站起来，把两毛钱放在桌上，走出早点铺，推着自行车穿过马路，在供销社侧门门口停下来。门是一扇铁皮门，漆成绿色，门把手摸得锃亮，锁是那种老式的弹子锁，钥匙孔周围磨出了黄铜的本色。门边钉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小牌子——“职工通道”。他把自行车支在路边，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靠在车座上，一副等人的样子。
大概过了十分钟，那个男人又从侧门里出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干事，手里抱着一摞文件。男人跟干事说了几句话，干事点了头小跑着往主楼方向去了。
男人站在侧门口，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他抬起头的时候，目光正好和赵铁山碰在一起。
赵铁山没有躲。他很自然地收回目光，低头弹了弹烟灰，像是随便看了一眼路人。但他的眼角余光一直在捕捉那个男人的每一个动作——抽烟的姿势、拿烟的左手、夹烟时食指和中指微微弯曲的角度、吐烟的节奏。
那个男人看了赵铁山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大概两秒钟。中山装、新布鞋、自行车、农村后生。一个普通的农村年轻人，不稀奇。他收回目光，转身走进了供销社的主楼。
赵铁山把烟抽完，烟头在地上碾灭，捡起来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骑上车，回了赵家屯。
赵铁山需要一个在县城里能帮他盯着周远山的人。
王铁柱的大舅子，叫陈解放，在县搬运社当装卸工。搬运社和供销社在一个院子里，隔着一堵墙，抬脚就到。陈解放这个人，赵铁山见过两面，话不多，干活实在，不像是嘴碎的人，但也绝对不是那种油滑好处的角色。
赵铁山去找了王铁柱。
王铁柱刚从河滩地回来，鞋上全是泥，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肚子晒得黝黑发亮。他蹲在加工点门口的石头上，正用一根草棍剔牙，嘴角还沾着午饭的玉米面糊糊。赵铁山在他旁边蹲下来，递了一根烟过去。
“铁柱哥，你大舅子在搬运社干得怎么样？”
王铁柱接过烟，夹在耳朵上，没点。“还行。一个月拿三十多块，养家糊口够用了，攒不下什么。”
“我想请他帮个忙。”
王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