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柜台下面取出一个扁平的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台微型发报机。她看着林默涵，目光平静得像淡水河最深处的流水。

    “我姐死前，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发报机，频率，密码本，还有——”

    她顿了一下。

    “——还有她没来得及发给你的最后一条情报。”

    林默涵站在柜台前，煤油灯的火苗在女人脸上投下摇曳的光影，唱片架上的歌仔戏海报在暗处微微反光。雨声透过窄巷的砖墙传进来，变得遥远而模糊，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回声。

    “什么情报？”

    女人从铁盒里取出一张极小的纸片，递给他。

    纸片上只有一行字，是苏曼卿的笔迹，圆润的笔锋，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拖得很长：

    “台风已于三月初五离港。目标——厦门。”

    三月初五。今天已经是三月初十。

    五天。

    林默涵把纸片攥在手心，闭上眼睛。苏曼卿死的那天，是情报发出的同一天。她用命换来的五天，现在已经用掉了五天。

    “发报机还能用吗？”他睁开眼，问。

    “能。”女人说，“但只能在半夜发。白天有电波监测车在附近巡逻。”

    “我等。”

    女人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转身把发报机重新放回铁盒，然后把铁盒推到柜台下面。她拿起那张《锣声若响》的唱片，放在唱片机的转盘上，放下唱针。

    黑胶唱片开始旋转，唱针划出细微的沙沙声，然后一个女声从喇叭里流出来。闽南语的歌词，唱的是一个船员的妻子在海边等丈夫归来的心情——“锣声若响，就知天欲亮。等君的日子，一日如一年。”

    女人靠在柜台边，闭上眼睛听着。

    林默涵站在窄巷深处的小店里，雨水从裤脚滴落，怀里的油纸包硌着他的肋骨，诗集里的照片贴着他的心口。唱片机里那个陌生的女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唱那个在港口的女人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他想起陈明月。她在看守所里，用被铐住的双手在墙壁上画海燕。她念了那个名字，那个只有她和苏曼卿知道的名字。

    他想起苏曼卿。她在台北车站的雨里奔跑，身后是特务的枪口。她说“台湾的春天也会开花”。

    他想起女儿晓棠。她在照片里笑，露着两颗小米牙，不知道爸爸在离她一千多公里的一个孤岛上，正在等一个天亮。

    唱片转完了，唱针自动抬起，喇叭里只剩细微的电流声。

    女人睁开眼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八点。离半夜还有四个小时。

    “先生，”她说，“你要不要喝杯茶？”

    林默涵看着她。她的眼睛和苏曼卿很像，眼角微微上挑，笑起来的时候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儿。但此刻她没有笑，她只是看着他，像看一个从很远的地方来、还要去更远地方的赶路人。

    “好。”他说。

    她转身走进柜台后面的小隔间，搬出一只红泥小火炉，架上砂铫，添了炭，开始烧水。火光映在她脸上，把那层温婉的轮廓照得透亮。

    窄巷外面，台北的雨还在下。汉中街上的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暗下去，西门町渐渐沉入夜色。台北大桥下的淡水河在黑暗里继续奔流，浊黄的河水裹挟着这座孤岛的秘密，一路向北，往关渡，往淡水，往那道窄窄的海峡。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厦门的海岸线上，探照灯的光柱正缓缓扫过海面。值班的哨兵搓了搓冻僵的手，看了看表。凌晨两点。再过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

    他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锣响——是海上的渔船在敲锣收网。

    天欲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