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
矮个子男人向前扑倒，蓑衣散开，斗笠滚落在湿漉漉的桥面上，转了两圈，扣在了积水中。他的脸露了出来——年轻，不到三十岁，下巴上有一道新鲜的刀疤，眼睛还睁着，望着灰蒙蒙的天。
林默涵的心口像被人攥了一把。但他没有动。
陈启明带着剩下的两个特务朝他走过来，皮鞋踩在积水中，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他在离林默涵大约五步的地方停住，摘下帽檐上的雨水，露出一张瘦削的脸和一双鹰隼般的眼睛。
“沈先生。”陈启明的声音很客气，客气得像在打招呼，“不对，我应该叫你——林默涵先生，对吧？”
林默涵没有回答。
“魏处长让我带句话。”陈启明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是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林默涵在西门町街头的一个侧影，背景是一根电线杆，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告示。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打印的说明：“1954年12月，台北西门町，嫌疑人沈墨出现在中正路与汉中街交叉口。”
林默涵看了一眼照片，然后抬起目光，平静地对上陈启明的视线。
“你认错人了。”他用的是标准国语，不带任何口音，“我叫沈墨，福建晋江人。你要找的林什么涵，我不认识。”
陈启明笑了。他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张更小的照片，举到林默涵面前。那是一张从钱包里翻拍的照片，边缘已经被汗水和雨水浸得发皱，上面是一个扎冲天辫的小丫头。
“这张照片，我们在淡水河边捡到的。”陈启明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朝林默涵，“这上面有一行字——‘晓棠，爸爸对不起你’。笔迹已经请专家比对过了，跟你在一张贸易单据上的签名，笔锋起落、连笔方式，完全一致。”
林默涵的手指在伞柄上微微收紧。那是他两个月前在台北车站被张启明认出后逃跑时丢掉的钱包，里面的照片背面的字，是他那天晚上在旅馆里用钢笔写上去的。写完之后他对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墨迹彻底干透。
“一张照片不能说明什么。”林默涵的声音很稳。
“当然不能。”陈启明把照片收回去，放进雨衣内袋，“所以魏处长还准备了一样东西。”
他侧了侧身，后面一个特务上前一步，手里提着一只铁皮箱子。箱子打开，里面是一台便携式录音机。陈启明按下播放键。
录音机嘶嘶地响了两秒，然后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虚弱，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我叫陈明月，是林默涵的妻子。我们于1952年10月在台北结婚，婚礼在衡阳路的一家小教堂举行。证人——”
录音在这里停了一下，像是被审讯的人犹豫了。然后陈明月的声音继续，比前面更轻，但更坚定。
“证人叫苏曼卿，在台北明星咖啡馆工作。她——”
录音被陈启明按停了。
林默涵的伞面微微偏了一下。只是一下。雨丝斜着打在他的左肩上，洇湿了一小块深灰色的布料。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陈启明注意到了那个偏差。陈启明的嘴角弯面了起来，像猎狗闻到了血腥味。
“陈明月现在在军情局的看守所里。”陈启明的声音放低了，带着一种近乎亲密的残忍，“魏处长说，只要林先生肯配合，我们可以安排你们见一面。当然，见面的方式和地点，由我们决定。”
林默涵沉默了一会儿。雨声忽然变得很大，桥下的河水在桥墩处撞出沉闷的轰鸣，像有人在河底敲一面巨大的鼓。
“陈组长。”他开口了，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你在魏正宏手下干了几年？”
陈启明愣了一下，没料到他会问这个。
“八年。”
“八年。”林默涵点了点头，“那你应该知道，魏正宏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他从来不亲自见线人，也从来不亲自审问犯人。他喜欢让别人替他做所有的事，因为这样万一出了纰漏，他可以说——”
“可以说他不知情。”陈启明接过话头，脸上的笑意淡了一层。
“对。”林默涵看着他，“那你觉得，他让你来抓我，是为什么？”
陈启明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因为他想让你来确认我的身份。”林默涵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杯放凉了的茶，“你没有抓到我。你只是确认了我的身份，然后回去告诉他‘是的，那个沈墨就是林默涵’。至于抓不抓我，怎么抓，什么时候抓，那是魏正宏的事。你现在回去，就是给他交差。”
陈启明的手指在雨衣口袋里动了一下。那是握枪的手势。
“你在拖延时间。”陈启明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是在救你。”林默涵说，“你想想，魏正宏为什么派你来，而不是亲自来？因为他不想沾手。万一抓错了人，或者出了别的岔子，他可以说‘是陈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