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从旁观察着这个过程。审计最初那几天，卡特显得比平时更沉默。他总是低着头，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操场上的队列，军靴在木质地板上磨出极细微的嘎吱声。他签过的每一份调配单都被重新调阅；他与哈里斯那次礼节性拜访，在审计官进场后也被追问了好几次。没有人直接指责他，但他发回华盛顿的那封例行公事简报，却被哈里斯中校当众指摘为“不够审慎”。后勤处的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他——不是敌意，而是疏远。卡特的姓氏在这里不再是一面盾牌，反而更像一个靶子。他在走廊里与人打招呼时，几个老资格的军需官只是点一点头便擦身而过。
有一天下午，汤普森正在办公室里誊写一份季度物资核销表，忽然听到隔壁调配官办公室传来纸页散落的声音，紧接着是玻璃杯碎裂的脆响。他放下笔，走过去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他推开门，卡特少尉站在办公桌前，面如死灰，脚边散落着一摞调配单复印件，有几张泡在打翻的咖啡里，字迹正在洇开。墙角碎裂的玻璃杯碎片在荧光灯下反着冷光。
卡特抬眼看了看他，起初还有些戒备，但很快便仿佛放弃了什么。他说这些是他从备份档案中找到的、可能是自己签过字的问题单，其中有一份损耗确认单的签名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不是出自本人之手，涉及的是上个月那批被关岛方面追查的盘尼西林。他怀疑自己签错了字，又不确定；而米勒和哈里斯最近都对他格外冷淡，他在办公室里反复核查了许久，越查越怕。他说他不明白这个人情事故到底是为什么：他在西点是被教育严守条令的，但到了这里，所有文件都在违规，从码头到军需处都在违规，只有他被审计官刨出来示众。
“我父亲在越南拼命，我在这里替他丢脸。”卡特说着，把桌上最后一张调配单揉成一团，扔在窗台上。
汤普森一语不发地走过去，蹲下把散落在地上的文件一张张捡起来，按日期摞好。把压在碎玻璃片下的几页轻轻抽出来，抖掉上面的咖啡，用自己衬衫袖口擦干边缘。然后又从门后拿来扫帚，把碎玻璃扫进簸箕里。他做这些事时并不急切，也不显得殷勤，只是用一种平常的、几乎不假思索的态度在料理一个碎掉的杯子。
做完这一切，他在卡特对面坐下，把整理好的文件放在两人之间。他告诉卡特，审计官查的是系统漏洞，不是个人；那批盘尼西林的批号问题他已经查过原始底单，录入错误在后勤处，和调配官的签字无关。米勒中校对谁都是那张脸，哈里斯从来就没喜欢过任何人。
卡特抬起头看着他，眼里并没有如释重负的神情。他说，他每晚都会想起自己签过的那些单子——有些是自己不想签的，但别人都这么签；有些是他没看清就签的，因为怕别人觉得他过于谨慎。他问汤普森，有没有做过让自己醒来后再也睡不着的事。汤普森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夜风正把操场上的橡树叶一片片刮落，落在跑道边缘那条排水沟里。他站起来用手背把桌上最后一滴咖啡渍擦掉，说：“有。但从某一天起，我发现能不能睡着，取决于第二天有没有人继续等着你去替他挡。”
卡特没有再说话。他只是看着桌上那份被汤普森重新整理好的文件，其中最后一页的边角仍有些湿，但字迹完整。汤普森出去后顺手把门带上。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拐进走廊尽头的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冲了很久的手。碎玻璃在他掌心剜了两道极浅的划痕，血已凝成极细的红线。
但他知道卡特今晚会记得是谁替他蹲下身，把泡在咖啡里的调配单一张一张捡起来。这比任何言语都更有效。
第二天，卡特开始主动找汤普森商量调配事宜。起初只是一些寻常的核销流程，但很快便过渡到更关键的问题——卡特不再自己翻阅那些堆积如山的旧调配单，而是将其中一部分交由汤普森代为整理。再过几天，他在几份损耗单上签完字，又在旁边空白处让汤普森也写下自己的名字，理由很简单：“你比我更熟悉这些编号。”
汤普森每次都照做，从不推辞，也从不主动多签。他会在每一份文件上留下极小的旁注——有时是一个星号，有时是一行缩写，看上去只是助理的核对标记。但回到自己的地下档案室，他会把所有代签过的调配单逐份记录在一本不对外公布的黑色硬壳簿上。代签日期、品类、去向，以及当时的环境（是卡特在酒醉后让他帮忙，还是他在卡特压力发作时主动代笔）全都分类记好。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在日记本里也将这份记录低调地称之为“日志”。总有一天这本日志会变成某种证据——要么帮他逃脱，要么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