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在巷口站了片刻，把大衣领子竖起来。他刚从基地后门出来，军靴踩在冻硬的泥地上嘎吱响。下午米勒让他加班整理一批过期调配单，他干到七点才收工，手指上还沾着旧档案的纸灰。他本打算直接回宿舍，但走到后门时忽然拐了个弯——不是为了去酒吧，是为了验证一件事。梦里美智子每晚都站在那根路灯下，穿红裙，嘴唇冻得发紫，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酒吧传单。他梦见她无数次站在这同一盏路灯下，但那个世界他是调配官，递出去的不是围巾而是几沓富兰克林。
现在他只是一个中尉，口袋里除了买啤酒的零钱，只有一条从基地福利社买的羊毛围巾。深灰色，标签上印着“军用物资——仅供军官”。他用福利券换的，理由是横须贺冬天太冷，以前的围巾弄丢了。
她站在路灯下。
红裙子外面套了一件旧羽绒服，拉链坏了一半，用别针勉强夹住。嘴唇确实冻得发紫，但她仍然挺直脊背站在光晕正中央，鬓角别了一枚老式赛璐珞发夹，边缘磨出了纤维茬，但形状还是完整的五瓣花。手里攥着一叠传单，另一只手揣在羽绒服口袋里——不是取暖，是攥着什么极小的东西。梦里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也是这样的姿势，只不过当时他身边站着米勒中校，而此刻他身后只有一道空荡荡的后巷。她在向每一个过路的美国兵微微鞠躬，姿势跟梦里一样——腰弯下去时脊背仍然挺直，递出传单的手不抖，收回后立刻垂下贴紧裙缝。但大部分兵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她继续弯下腰，像水面上的一盏浮灯被船尾波浪一轮又一轮压过，又自己浮回来。
他走过去时她没有认出他——当然没有。梦里那个蓝眼睛的调配官还不认识她，现实中她更不可能记住一个只在食堂打过几次照面的陌生中尉。但他注意到她的眼神不对：梦里的美智子在路灯下看人时带着恐惧和讨好，看地面时最空洞；现实中的她站在路灯下，看人时扫得很快，每次收回视线都会把下巴重新抬起一点——她的空茫只保留给那些走过她的人。
“晚上好。”他在她面前停下来，没有拿枪，没有戴军官帽，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语气跟问候食堂打菜的大婶差不多。她显然愣了一下，然后迅速调整表情，递上传单。她说的是“GI，今晚酒吧有威士忌特价”，英语咬字很用力，每个词之间有不自然的顿挫，像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遍的台词。
他没有接传单，只是看着她另一只攥在口袋里的手。羽绒服口袋边缘露出一截揉皱的纸角——不是传单，是医院账单。梦里他知道那笔医药费的具体数字，还知道她弟弟健二当时刚做完第二次腿部手术，住在横须贺海军医院三楼的儿童病房。但现在他不能说这些。他只是一个新来的美国军官，无权查看日本病人的病历。
“你嘴唇冻紫了。横须贺一月的海风比北海道还刺骨。”他拆开围巾包装，把那条深灰色羊毛围巾递过去。不是扔，是双手托着递到她面前，“刚发的，太扎。我脖子短，戴不惯。”
她盯着围巾看了好几秒。没有立刻接。左手停了一下之后松开传单，下意识去摸围巾的边角——不是摸质地，是摸那张印着“军用物资”的标签。她摸到那行字时手指蜷了一下。然后她抬起眼睛看着他，用一种不是伴伴女郎的眼神。她在猜这条围巾要不要钱。
他把拿着围巾的手又往前递了一寸。别针松掉的拉链里传来极细微的金属磕碰声，是她口袋深处另一枚别针碰着钥匙。她接过围巾，没有说谢谢，只是把叠得方方正正的围巾抱在怀里，低头看着上面那行军用物资标签。
她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横须贺。他说是——上个月刚从本宁堡调来，分在后勤处地下室做文书。谎撒完他立刻后悔了。地下室三个字不该说。梦里她就是在地下室里被第一个美国人强迫的，那是卡特第一次占有她的地方，也是她后来成为后宫管家的起点。但他没有移开目光，反而迎着她审视的眼神稳住了——她说原来你是管档案的。他说差不多，管档案也管咖啡。
她终于笑了——不是伴伴女郎的职业笑容，而是被一句不按剧本出牌的废话逗到的真实反应。她嘴角往上翘并且眼角先动，手仍然紧紧抱着围巾，像抱着她弟弟从医院带回来的最后一条干净床单。但笑容只是晃了一下，就迅速收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复杂的表情：不是感激，不是警惕，而是一个欠着医院钱且弟弟还在等下一次血浆的女人，在路灯下判断这笔“善意”到底要不要还、怎么还、什么时候还。
汤普森没有给她还的时间。他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