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隆站在土路尽头的橡树下等他。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宪兵队衬衫，领口的扣子照例敞开两颗，袖子卷到手肘。这么多年过去，他肩膀还是那么宽，腰杆还是那么直，只是鬓角多了几根白发。手里拿着那顶戴了十几年的旧军帽，帽檐上的汗渍被日头晒得发硬。身后是他亲手盖的木屋，门廊前摆着两把用旧弹药箱改的椅子，弹药箱侧面的编号早就被佐治亚的雨水冲得看不清了，上面搁着一盘没吃完的玉米面包。更远处，一棵老橡树的树荫下那块刻着“玛莎·琼斯与女儿”的碑石旁，一株九重葛正开得泼辣——是爱子从冲绳寄来的扦插苗，两年前只有巴掌长，如今枝蔓已经爬上碑顶，桃红色的苞片在烈日下显得格外浓艳。
“信收到了。”威尔从车里拎出旅行袋和那两罐苹果酱，关上车门。泰隆接过果酱，低头看了一眼标签上父亲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嘴角动了动。“你爸还是分两罐——这罐无糖的是怕我膝盖又疼。”他把果酱放在门廊的旧弹药箱旁边，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枚银翼章，“埃迪每年都寄东西来，今年是雷以前在关岛港口录的磁带——背景音是岬诚司在报关亭喊‘日结报单’。”
威尔从旅行袋里拿出父亲用防水布裹了三四层的小纸盒，在门廊坐下。纸盒里除了磁带，还有一块穿孔钢牌——就是马库斯压在蓝鹦鹉吧台调配单上给那只鹦鹉垫脚的那块，也不知道泰隆什么时候带回来的。钢牌边角的锈迹被佐治亚的雨水泡得发软，但中间那排编号还能辨认。泰隆接过去在掌心掂了掂，没说话，只是起身走到橡树下，把钢牌埋在九重葛根旁的红泥里。又对威尔指了指树旁那丛开得泼辣的九重葛——爱子寄来的扦插苗如今已快爬到碑顶，桃红色苞片在烈日下格外浓艳，“爱子说冲绳珊瑚礁上的土只有薄薄一层，全靠叶子自己储水。玛莎以前在佐治亚红泥里种过一株玫瑰，根烂了。她说这里的土太肥，玫瑰喝不惯——换成冲绳的花反而喝得惯。”
他们坐在门廊的旧弹药箱椅子上，分了那盘玉米面包。泰隆说年底就从运输连退休，布拉德利已正式转进宪兵队值夜班，以后横须贺的治安由那小子负责。直美父亲今年春天自己拄拐杖走完了和平纪念公园那条路，寄来的明信片上别着一朵纸折的樱花。他又说这镇上退伍军人很多，但能帮他们从军方档案里找回旧病历和福利申请的人很少，他打算把车库改成办公室，专门替退伍兵办这些手续。文件夹已经买好了，分类标签用的是詹姆斯以前教他那套颜色编码——医疗档案是蓝色，福利申请是黄色，军籍核销是绿色。和当年在横须贺地下室里分拣各类物资损耗单的分类法一模一样。说完抬手朝威尔晃了晃自己今天一早就摊在门廊的那叠表格，说他现在对福利申请表格比对调配单还熟。
当天傍晚，泰隆带他去了镇上的教堂地下室。退伍军人互助小组每周三晚上聚会，长桌上摆着咖啡壶和一盘没怎么动过的饼干。十几个男人围坐在折叠椅间，有越战回来的年轻中尉，有朝鲜战争的老兵，还有几个从二战服役至今的白发上士。泰隆坐在威尔旁边，没有介绍任何人的头衔或编号，只是简单说“这是威尔，卡特家的。家属”。然后把直美父亲托他带来的那份日英双语血压控制食谱复印件放在互助小组的宣传资料架上，和福利申请表格摆在一起。
第二天清晨，威尔把旅行袋扔进后备箱时，泰隆站在橡树下。九重葛在晨风里轻轻摇着，碑面上“玛莎·琼斯与女儿”的刻痕已被花影遮住大半，只露出最下面那个年份——1952——被今早新开的几朵花苞衬得像一枚褪色的印章。远处农场方向传来割草机的嗡嗡声，空气里弥漫着新割苜蓿的甜味。
“你以前在宪兵队地下室，第一次帮我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案件报告时，说过你老婆叫玛莎·琼斯。”威尔伸出手。泰隆握住他的手，粗糙的掌心还是跟多年前在四号仓库地下室第一次握手时一样有力，但这次不再需要忍住什么。他说下次来不用带果酱——带瓶波本就行。然后松开手，从裤袋里掏出那枚银翼章塞进威尔手心——这枚是雷他母亲上个月随信寄回来的，本来被银翼章背后的别针一直卡在圣母像底座缝隙里，埃迪收到后擦了好几遍，让它转交到佐治亚。她让放在一棵树下。
威尔把银翼章小心地放进口袋，朝他的吉普车走去。后视镜里橡树和九重葛越来越小，泰隆还站在原地，旧弹药箱椅子旁边的旧军帽被风吹得滚到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拍了拍灰，戴回头上。远处农场那边的蜂箱昨天刚加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