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端着凉掉的咖啡。窗外操场上的樱花树正在盛期，花瓣被海风吹得漫天都是，落在运输连的卡车挡风玻璃上，落在铁丝网的铁刺上，落在正在列队跑步的新兵肩章上。马库斯的吉普车停在最靠墙的位置，引擎盖上铺了一层粉白色的花瓣，像有人特意撒上去的。
她昨天下午走的。开完安全简报会之后，她把文件夹合上，拿起椅背上的风衣，对威尔说了一句：“我去办。后天回来。”没有解释去哪里，没有说要办什么。但威尔知道。她办公桌抽屉里放着一张三天前从马尼拉发来的电报，发报人是苏比克湾港口那个开洗衣店的女人，电文只有一句话：雨季结束了。港口的事都还好，钥匙不急。她把电报收进抽屉，继续打字。打到傍晚七点，从东京站坐夜班火车到广岛，再从广岛港搭一艘菲律宾货轮。船期是石川刚帮她安排的——神户六号码头出发的货轮要在广岛停一晚装钢材，第二天清晨继续往南走。她把自己的铺位订在船员舱隔壁，随身只带了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一份二叔的死亡证明副本、一张小梅年轻时在釜山港拍的旧照片、一张她替二叔誊写的遗物认领表，还有那把钥匙——用一块干净的白手帕包着，放在最底层。
芽衣子站在货轮甲板上，海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几缕。她在风里站了很久，直到广岛湾的灯火完全沉入海面，才回到船舱。她没有开灯，只是把帆布包放在枕边。舷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轮机低沉的轰鸣和海浪拍打船壳的节奏。她闭上眼睛，想起当年在公安调查厅训练班时曾背过釜山、那霸与苏比克湾三地各港口潮汐表与雾气时段对比，如今闭眼也能画出它们之间所有冷暖流的交界线。第二天清晨，她从背包夹层里拿出那份已经核对过多次的潮汐表，在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交接日下午无雾，能见度良好。然后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
苏比克湾的港口在旱季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码头边的椰子树被海风吹得沙沙响，远处的船坞里有人在焊接，火花从钢铁缝隙里迸出来又迅速熄灭。她沿着码头往里走，经过一排排菲律宾商船，经过美军军需仓库的铁丝网，经过玛丽亚在电报里描述过的那棵歪脖椰子树，最后在一家洗衣店门口停下来。店门是开着的，门口晾着几排洁白的床单，在海风里鼓成帆。一个穿碎花衬衫的老妇人正坐在门口的塑料椅上叠毛巾，头发全白了，但梳得很整齐。她看见芽衣子站在门口，慢慢站起来，把叠好的毛巾放在椅子上，用英语说：“你是从釜山来的那位。”
“我替罗伯特先生来。”芽衣子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裹，双手捧着递过去。老妇人接过包裹，没有立刻打开。她用手指摸着那块白手帕，像摸着一件很久以前就见过的东西。然后她把包裹放在膝盖上，慢慢解开，拿出那把旧钥匙。钥匙是铁的，边角磨得发亮，拴着一根褪色的红绳。她看着那把钥匙，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店里靠墙的一个铁柜前，用钥匙打开最底层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一只旧肥皂盒。她打开肥皂盒，把钥匙放进去，盖好盖子，然后把抽屉重新锁上。转过身，她看着芽衣子，眼睛是灰蓝色的，像被海风吹褪了色的旧窗帘。
“谢谢。谢谢您坐这么远的船来。”她顿了顿，低头看着自己叠毛巾的手，“请告诉我，罗伯特先生最后走得安详吗？”
芽衣子沉默了片刻。“他最后一封明信片背面写的是‘港口的事都安排好了’。寄出去的明信片全部被退回，但他继续寄了整整十年。最后一张是从马尼拉陆军医院寄出的，收件人是他自己。”
老妇人慢慢坐回门口的塑料椅，把叠好的毛巾重新拿起来放在膝盖上，双手压在毛巾边角，像压住一叠很厚很重的旧信。她没有哭，只是垂着眼睛，把芽衣子放在桌上的那张黑白照片翻过来，背面那行褪色的蓝黑墨水仍在：龙山，1951年冬。第一次替卡特家签调配单。她把照片端端正正地摆在缝纫机上面的小木框里，然后拎起熨斗继续熨他的旧军装。熨到袖口时停了片刻，把那块白手帕叠好放在旁边，轻声说：“这把钥匙在他釜山住处放了很久。他说如果将来有人要查那批货，只有这把钥匙能证明调配官收件编号是后来改上去的。”
芽衣子站在洗衣店门口，海风把晾晒的床单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她看着那个老妇人坐在塑料椅上叠毛巾，阳光从椰子树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满头的白发上。她忽然想起二叔。他在情报系统里藏了二十多年所有该藏的文件，唯独没有藏住这把钥匙。他把钥匙交给了朴某的哥哥——那个在关东军文员室替他画货柜分布图的朝鲜籍翻译——托他转给一个在釜山港做翻译的年轻女人。他终其一生没有结过婚，没有留下子嗣名下的房产，但这些年所有旧航线都指向同一处港口。那间洗衣店晾着的床单白得像帆，每一件都熨得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