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到夏，一滴像样的雨都没下过。
偶尔天边堆几团灰云，沉甸甸地压在那里，像是憋着一场透雨，可憋着憋着就散了。
云散了，太阳还在，毒辣辣地挂在头顶，把地面晒得发白。
槐树的叶子卷成了筒，边角发黄发焦，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像一叠旧纸钱在翻动。院里的土地面裂开了口子，宽的能伸进去一个手指头，窄的也有指缝那么宽，一道一道的，从墙角延伸到院子中间，把整个院子割成了一块一块的。
夏收毁了。
麦子在地里就没有抽够穗，抽出来的也是瘪的，轻飘飘的，手一搓就碎了。
农业口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先是报上说“部分地区受灾”，后来变成“较大范围减产”，再后来连报纸上的措辞都含糊了。
许大茂每天在宣传科翻报纸，看得比谁都清楚。
减产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绝收。
秋收也没有指望了。
地里那点庄稼苗，从出土就没喝过一顿饱水。
能活下来已经算它们命硬了，还能指望它们结出什么粮食来？种地的老把式蹲在田埂上，把一棵干得发蔫的玉米苗连根拔起来，根须像烧焦了的头发丝，短的还没指节长。老头在手里掂了掂，扔在地上，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消息在院里传开的时候，没有人哭，没有人喊，甚至没有人多说什么。
闷热的午后，易中海蹲在中院的水池边，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捏了很久。刘海中国家没有动静，窗户关着，门也关着，不知道人在不在家。阎埠贵坐在前院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窝头，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嚼了很久，那小块窝头在嘴里翻来覆去，就是咽不下去。
许大茂站在后院的窗前，看着院子里的那片天空。
天还是蓝的，没有一丝云，蓝得发假，蓝得像一块洗了很多年、洗到发白的旧蓝布，褪了色的，干巴巴地挂在那里。他心里知道，这只是开始。
粮食绝收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后面跟着的是一连串——饥荒、浮肿、逃荒、死人。
报纸上不会写这些，但许大茂知道。
祸不单行。
六月中旬，许大茂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
消息不长，豆腐块大小的一块版面，措辞严厉，说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协定、撤走专家。
没有提还钱的事。
但许大茂知道背后的东西——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撕毁了数百个科技合作项目，然后要求中国偿还之前的贷款和援助的物资。
一穷二白的国家，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拿什么还？
没钱，没黄金，只能用粮食、用工业原材料、用矿产品，用一切能换成钱的东西，一厘一厘地还。
就在这条新闻登出来没几天，街道办的王干事又来了。
王干事是上次来传达肉票削减通知的那个女人，三十来岁，梳齐耳短发，这次穿了一件半旧的白色短袖衬衫，胳膊底下夹着一沓文件，脸上没有上次那种公事公办的平静，多了些沉甸甸的分量。
她站在中院的水池边，没有叫各家各户来人，自己一家一家地敲门，把通知送到了每一户。
许大茂接过那张薄纸的时候，低头看了两眼。
纸上写着：从即日起，城市户口居民的粮食定量削减两成。
具体到每个月的斤两数，印在表格里，清清楚楚的，没有一点模糊的空间。
王干事走后，中院静了一会儿，然后各家各户的门陆续关上了。
关门的声响不一样。
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砰”一声带上，有的轻轻掩上留一条缝又拉开，过了几秒才彻底关严。关门这道程序的差异里，藏着每家人不同的心理反应——有的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看通知时的表情，有的下意识地想找人说说又觉得说不出口，有的已经不想说话了。
苦难正式开始了。
家家户户开始用肉票和细粮票去换粗粮。一斤白面能换两斤棒子面，一斤棒子面能换三斤红薯干。城里人算计的不是吃得好不好，是能不能吃饱。院里的女人们开始结伴出去挖野菜。以前野菜是不上桌的东西，喂猪的，现在是人吃的了。荠菜、马齿苋、灰灰菜、扫帚苗，见什么挖什么，挖回来洗干净焯水，拌上棒子面蒸成菜团子，能顶一顿是一顿。
各家都在重新计算每天的口粮。以前是按月算、按周算，现在是一天一天地算。每顿吃多少，每个人吃多少，精确到两。多一口都不行，少一口也得看着办。老人吃得少，孩子不能饿，中间的年轻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也不能饿得太狠。这个分配方案在每一户的饭桌上都是最难定夺的题目，比任何数学题都难解。
粮食少了，人就开始减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