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姓王。
应该就是后来的街道办王主任，俗称“盖子王”。
梳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衣，胳膊底下夹着一沓文件，站在中院喊了一嗓子：“各家各户来个人，传达通知！”
院里的人陆续从屋里出来。
易中海最先到，背着手站在水池边，腰板挺得笔直。刘海中跟在后面，手里还拿着半个窝头，边走边嚼。阎埠贵从前院快步走过来，手里的搪瓷缸子都没来得及放下。
许大茂正好这天在院里，也跟着出来了，站在人群后面。
周同志站在水池前面，把文件展开，念了一遍。
大意是：从五月起，每人每月的肉票由三张削减为两张。
细粮供应也要减少，具体方案待后续通知。
念完了，她把文件叠好，扫了一眼院里这些灰扑扑的面孔，语气公事公办：“同志们，国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希望大家理解。粮食紧张，肉食紧张，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全国都一样。大家克服一下，节粮渡荒，共渡难关。”
说完就走了。
院子里的沉默持续了几秒。
易中海先开口了：“都听到了？节粮度荒，共渡难关。回去跟家里人说说，该省的省，该计划的计划。”
语气不重，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易中海任何时候说话都是这个调子——不高不低，不疾不徐，像是在陈述一个大家都知道、也都需要接受的结论。
刘海中皱了皱眉头，把没吃完的窝头塞进嘴里，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转身回屋了。阎埠贵站在原地没动，端着搪瓷缸子，眼睛不知道在看哪里。
许大茂掐灭了手里的烟，转身往后院走。
当天晚上，院子里的灯亮得比平时久了一些。
各家各户都在算——每人每月两张肉票，一张只能买一到三两，四口之家一个月最多能买两斤多肉。
够干什么的？
炖两次红烧肉就没了。
细粮又要减，以后白面馒头不能天天吃了，得掺着棒子面、掺着高粱面、掺着红薯面，只要能填肚子的都得往里掺。
恐慌的情绪不在脸上，在关了门之后、在被窝里、在翻来覆去的辗转反侧中。
人前还是该打招呼打招呼，该聊天聊天，谁都不会把“我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写在脸上，但心里的那根弦已经绷起来了。
紧跟着，黑市的粮价开始暴涨。
许大茂没有再去黑市，他的空间里存够了粮食，别说吃五年，省着点吃八年都够。
他只是在每天上班的路上、骑车经过那些熟悉的路口时留意到，蹲在墙角用帽檐遮住半张脸的人多了，在袖子里捏手指头谈价格、谈完了快步消失在巷子深处的人多了。
四九城的风向变了。
院里最先动起来的，是贾家。
贾家把粗粮细做，棒子面掺野菜、掺红薯叶、掺榆钱，凡是能咽进去的东西全搅合在一块，做成糊糊、做成饼子、做成窝头，填满一家老小的肚皮。
贾东旭一个人挣钱养活五口人，工资三十五块，在以前勉强够用，现在粮价涨了，票证减了，三十五块就像一把沙子攥在手里，攥得越紧漏得越快。
贾张氏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秦淮茹在灶台前忙活的时候，贾张氏就坐在旁边，嘴里念叨着一句“造孽啊”，翻来覆去地念。
她念的不是老天爷造孽，是政策造孽，是世道造孽，是一切让她吃不上肉的人造孽。
但她不会当着外人的面说，她关着门说，只跟自家人说，说完了捞一碗糊糊，呼呼地喝，喝完了抹抹嘴，继续念叨。
贾家开始盯上了何雨柱的饭盒。
贾张氏、秦淮茹，都盯上了。
贾张氏的算计——钱、粮、票、布，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才是实的。
秦淮茹的算计不在明面上，她的算计从眼角开始，从一句话、一个笑容开始。
她察觉到了何雨柱的饭盒，不是何雨柱主动给过她什么，是她注意到何雨柱每天下班回来手里拎着那两个铝制饭盒，圆形的，盖子上有一个凹槽，轧钢厂食堂专用的。
她注意到了许大茂也注意到了。
易中海比他俩都早注意到。
在一个肉票削减、粮价暴涨、每家的灶台都快要熄火的年月，一个在食堂上班的厨子手里那两个铝饭盒，就是一个家庭能不能活下去的保障。
易中海在整个院子的所有人之前就看到了这一点。
那时候大家都还在为那张肉票发愁，发愁怎么熬过这个月，而易中海已经在想下个月了。
他用何雨柱来当贾家的救生圈——不，不是救生圈，救生圈是自己浮起来的，何雨柱是被他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