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放映机前，装上第一盘胶片，打开机器。
齿轮转动，胶片在镜头前滑过，一道白光射向银幕。
银幕上出现了画面。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地道战》。
黑白的画面在银幕上闪动，打着绑腿的八路军，端着枪的民兵，弯弯曲曲的地道，从地下伸出来的土枪。
《地道战》开场有一段需要放映员讲解，不然老百姓看不明白——为什么挖地道？
地道怎么挖？
地道里怎么打仗？
这些如果不解释清楚，只看画面容易搞混。
许大茂凑到话筒前，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
“乡亲们，这片子叫《地道战》，讲的是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的老百姓，为了对付日本鬼子的扫荡，在村子底下挖了地道。那地道可不是咱们想的那种只能钻人的洞，里面有瞭望孔、射击孔，能打仗能藏人，日本人来了能打，日本人走了能种地。鬼子进村之后，看着村子里没人，以为老百姓都跑了，实际上地道里的人正从各种隐蔽的地方盯着他们呢……”
他的讲解简短、清晰、生动，没有废话，句句打在要点上。老百姓听得津津有味。
讲完了，许大茂关掉话筒，回到座位上，让电影继续播放。
村民们看得入了迷。
从晚上七点半开始，一部接一部。
《地道战》放完，接着放《地雷战》。
《地雷战》放完，接着放《平原游击队》。
三部电影，连续放映，中间只换胶片的时候短暂停了几分钟。
许大茂坐在放映机后面，偶尔需要讲解的地方凑到话筒前说几句，大部分时间就安静地坐着，看着机器运转，听着胶片滑过的声音。
别说，这活儿还挺累。
不是体力上的累，是精神和注意力的持续消耗。
得盯着机器，不能出故障；
得盯着胶片，不能放错顺序；
遇到需要讲解的地方得张嘴，不能说错词。
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多，整整四个半小时，加上偶尔的解说，精神一直绷着。
但看着村民们脸上的表情，许大茂觉得这活儿干得值。
那些人——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他们的眼睛在银幕的映照下亮得像星星。
他们看得那么认真，那么投入，仿佛银幕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孩子们攥着拳头，牙关紧咬，好像自己就在地道里跟鬼子打仗。
最后一本胶片放完，银幕上出现“剧终”两个字，打谷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放映结束，已经十一点多了。
村民们意犹未尽，站起来的时候还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剧情。
“那个李向阳，真厉害。”
“鬼子太坏了，炸死他们！”
“明天还放吗？”
“明天去隔壁村了，你没听见人家说？”
孩子们不肯走，被大人拽着胳膊拖走了。
赵支书安排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帮忙收拾东西。二蛋跑过来帮着收银幕，绳子解开，银幕从电线杆上取下来，叠好。几个年轻人帮着把桌子搬回去，把发电机抬走。
许大茂把放映机装箱，三盒胶片摞好，绑在自行车后座上。
打谷场上的人渐渐散了，只剩下麦秸垛和一片踩得乱七八糟的黄土地。
赵支书走过来：“许放映员，辛苦了辛苦了，走走走，去食堂吃点东西。”
许大茂跟着赵支书去了食堂。炊事员还没走，热了菜端上来，没有晚饭那么丰盛，但也不少——两个热菜、一碗汤、几个馒头。
几人围坐在桌前，闷头吃饭。
有点困了，没人提议喝酒。
赵支书打了个哈欠，村长也打了个哈欠，几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
吃完饭，赵支书把许大茂领到村部的招待间。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一张木板床，铺着干净的褥子和被子，枕头套是刚换的，还带着肥皂的香味。床头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煤油灯。
“许放映员，委屈你了，条件简陋，将就住。”赵支书说。
“挺好的。”许大茂把皮包放在桌上。
赵支书又叮嘱了几句“早点休息”“明天早上来家里吃早饭”之类的话，然后走了。
许大茂关上门，把煤油灯调亮了一点。
他坐在床沿上，脱了鞋，把脚搁在地上。
折腾了一天，人也确实累了。
明天还要赶下一个村子，后天再下一个，十四个村子，两周，一天都不歇。
许大茂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