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良从医学伦理委员会审过的附录草稿中挑出那份脉象过渡态的记录，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拿起笔，在空白处用中文写下一行批注：“郁未化火，气已离位。属经气不循常道，介于本经与表里经之间。”
他把批注递给贾雯雯，说这句话是祖父当年教他诊脉时说的。那时他还年轻，摸到一个病人右关脉弦中带滑，舌苔薄白微腻，左关却偏细，问祖父这是什么证。祖父说这是肝气郁结但还没有化火，脾气虚弱的底子也在，所以脉象不是单纯的弦，也不是单纯的滑，是气已经偏离了正常的位置但还没有完全乱掉。祖父管这种状态叫“气不守经”，意思是经气不再规规矩矩地在它该走的经络里运行，但还没有冲到别的经络去捣乱，是介于常态和病态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他当时问祖父，这种状态叫不叫“肝郁化火前期”。祖父说中医不讲“前期”这种话，只讲“未病”和“已病”之间的那一段，“气先病，血后病，经先乱，络后乱”。等气乱了还不调，血就跟着堵，堵久了才化火。所以治这种脉象不能等火起来再泻，要在气还没化火的时候就把它引回正经。
贾雯雯把这段口述逐字记下来，在翻译时保留了“气不守经”这个表述，并在括号里补充了一段英文解释：指经气偏离正常循行路径但仍处于可逆阶段的过渡状态，介于健康与典型病理状态之间，可通过针刺引导经气归位。她把这段解释发给陈博士，陈博士回复了一句话：“这个病理生理学概念的潜力可能远不止一两个证型，它提供了一种用动态眼光描述功能性病变阶段的新思路，而这种思路在当前的临床分期标准里还很模糊。”
郑副校长的讲座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的那几天，贾雯雯每天凌晨五点多醒来都会先摸一下手机，确认没有漏掉任何一条跟讲座有关的消息。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两百四十人，会议中心临时换了更大的厅；线上直播的链接在加州针灸师协会的邮件公告里被转发了两次，预定同步观看的账号里不仅有旧金山、圣迭戈和萨克拉门托的持照针灸师，还有几个IP地址显示来自纽约和芝加哥。郑副校长在最后一封确认函里说，这是他们学院近年来单场客座讲座注册人数最多的一次，比去年请的那位哈佛整合医学中心主任还多出将近三成。
贾国良周三下午把要用的病历整理完毕。二十一份示范病历全部打印出来，每份都附了中英文对照的辨证记录和随访数据，装进一个带拉链的文件夹里。他在每一份病历的首页右上角用铅笔标了编号，从001到021，编号旁边写了一个简短的病例摘要，方便自己在讲座上快速翻找。他在021号，那个气阴两虚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病例，旁边又加了一行备注：“此例患者已按何医生要求完成了最近一次复诊，空腹血糖稳定在6.2毫摩尔每升，神经传导速度较初诊时改善约百分之十五。数据已同步录入扩展病例随访数据库。”
他把文件夹拉链拉好，放在茶几上，然后从针盒里取出几根常用的银针，用酒精棉球仔细擦拭了一遍。檀木针盒的盖子内侧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上次在UCLA医学院演示时不小心蹭到的。他用手指摸了摸那道划痕，然后把针盒放进随身背包外侧的口袋里。背包旁边是马美玲刚从花坛里掐回来的一小把薄荷，用湿纸巾包着茎，放在一个玻璃杯里泡着。薄荷的凉味在客厅里散开，跟茶几上那杯凉透的铁观音混在一起。
周四，陈博士从旧金山飞过来，专程参加讲座。他最近在整理系统综述的后续分析时，把父亲分证型数据里肝阳上亢和肝火上炎两个亚组重新做了效应量对比，发现了一个他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差异，肝阳上亢组的有效率虽然整体高于未分型组，但效应量的标准差比较大，说明组内个体差异仍然显著。而肝火上炎组的有效率不但更高，效应量也更集中，组内一致性明显优于肝阳上亢组。
他在飞机上把这个发现整理成了一份简要的分析报告，下了飞机直接打车到何医生诊所。贾国良正在给林医生做硅胶垫训练的最后一次考核，看见陈博士进来，放下手里的钝针。陈博士把分析报告摊在茶几上，逐条解释两个亚组之间的效应量差异。他说肝阳上亢本身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证型，里面可能还混杂了肝郁化火前期、肝肾阴虚导致肝阳偏亢、以及单纯肝火上炎早期等多种情况，所以组内差异大。而肝火上炎是一个更纯粹的证型，核心病机明确，所以选穴和疗效都更集中。他建议在讲座上把这个亚组分析作为辨证分型必要性的一个关键论据。
贾国良听完他的分析，翻出自己病历本里肝阳上亢组其中一例疗效偏低的记录。那是一个中年高血压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