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病例。老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加巴喷丁从三百毫克加到九百毫克仍然疼痛难忍，右侧胸背不敢碰衣服。辨证气滞血瘀、余毒未清，围刺加艾灸，针后疼痛从八分降至二分，后续逐步减停加巴喷丁。这份病历后来成为保险公司把“中医辨证针刺治疗”纳入标准目录的关键证据，也是旧金山分部神经病理性疼痛新目录的首例示范病历。旧金山那家药材进口商的代表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写到“围刺”时停了一下，在页面空白处加了一句中文注音：“阿是穴围刺→Encircling Needling→疼痛评分下降≥50%”。
第五个病例。付建国，胃食管反流四年，奥美拉唑从每天一颗加到两颗，效果递减。辨证肝胃不和，取中脘、足三里、太冲、内关，六次针灸后停用质子泵抑制剂，随访超过二十四周未复发。他讲完这个病例，补了一句：“付建国是黄彼得教授介绍来的。黄教授是UCLA医学院的药理学专家，他自己也是胃食管反流患者，吃了四年药没好，我给他扎了六次，好了。后来他把自己的病历复印给病人看，病人就来找我了。”
贾国良把话筒放在桌上，端起搪瓷缸子，喝完最后一口茶。台下安静了大概三四秒，然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掌声。掌声里夹杂着几声咳嗽和椅子挪动的动静，会议室后排有人站起来拍巴掌。王老爷子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没有鼓掌，只是把两只布满老茧的手掌平放在膝盖上，指尖微微发抖，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幕布上那张围刺简图。
茶歇的时候，赵处长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暖壶，往贾国良的搪瓷缸子里又续了热水。他放下暖壶，把话筒线往旁边挪了挪，防止有人走过时被绊倒。然后他扶着讲台边缘站了片刻，想确认一件事，刚才贾医生讲老方病例时，旧金山那位代表在笔记本上写的那句中文注音，他隐约记了下来。他打算在下一场专题讨论环节之前，把那个问题从代表那里当面澄清清楚。
下午的专题讨论进行到一半，旧金山的代表在提问时站到了讲台右侧的提问区，手里拿着那份围刺减药记录的原件复印件，纸张边缘已经被他翻出了轻微的褶痕。他的问题很直接：老方在针刺治疗期间从加巴喷丁九百毫克逐步减至停药，这个减药节奏是由针灸师主动建议的，还是由原来的神经科医生跟踪调整的。
贾国良接过话筒，把老方的原始病历翻开到减药记录那一页。病历上每一格日期后面都同时标注了两行字，一行是疼痛评分自述，一行是用药剂量变化。他指着其中一次疼痛评分从七分降到四分的节点说，那次复诊之后他告诉老方，如果疼痛评分连续两次复诊都稳定在四分以下，可以考虑咨询原来的处方医生是否能减少加巴喷丁剂量。他只是在病历上做了记录和建议，真正执行减药的是老方本人和他的神经科医生。他只是在病历里把每一次评分的动态变化都写完整了，这些记录后来就成了保险审核员判断疗效的依据。他对着话筒说，任何针灸师如果只是想“减掉病人的止痛药”，应该先在连续稳定的评分记录里找到安全窗口；针灸可以创造止痛的条件，但药物调整必须由原处方团队最终确认。
旧金山的代表坐回座位，在笔记本上把“评分稳定窗口”和“原处方团队确认”两行字用红笔画了圈。
洛杉矶中医药大学的郑副校长在讨论环节的后半段起身提问。他先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加州任教二十多年，一直关注中医在海外主流医疗体系中的合法性边界。他说贾医生的病历集在加州针灸师协会网站上开放下载之后，他们学校专门组织过一次教研讨论，让学生把示范病历和教材上的标准病历做对比，分析辨证调整和证型转归的记录差异。他想请贾医生在明年春季学期开始时去洛杉矶做一次客座讲座，主题就是用这套示范病历集讲辨证论治的动态特征。
贾国良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说可以，时间提前商量就行。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讲座上要用的病历必须提前发给学生预习，不能空讲。郑副校长坐下来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预习材料清单→贾雯雯”，然后把那行字圈了两遍。
会议第二天安排的是药材出口标准化专题讨论。发言席换成了一个长条桌，桌面上铺着深绿色的桌布，上面摆着三排密封袋装的道地药材标本。王老爷子那批蜜炙禹白芷切片标本放在最前面，每一片都对光可见边缘的蜜炙焦糖层，旁边附了一张质检表复印件，上面列着重金属检测值、农残筛查结果、水分含量和挥发油含量百分比。中药研究所的孙主任把禹白芷和普通白芷的欧前胡素含量对比数据投影到屏幕上，两组柱状图并排展示。海外代表的座位上陆续有人站起来拍照。
讨论进行到中间时，旧金山的代表又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