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逐条抄录下来的：每一个病例的辨证依据，每一个穴位的选取理由，每一种针法的操作标准。她写得尽量详细，尽量客观，像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者那样去描述父亲的临床判断逻辑。

    写完之后她自己读了一遍，发现这些文字和《临床药理学》教材里的描述方式完全不一样。教材里每一个结论都附带着引用文献，每一个数据都标注着P值。而她写的这些东西，引用的是父亲的病例本。

    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第二次审查时依然提出了质疑。这次不是七个问题，是两个，但一个比一个关键。

    第一，中医辨证分型虽然已经有了国际编码，但分型的一致性如何保证？同一个病人，两个不同的中医会不会给出不同的辨证结论？

    第二，针刺操作的手法如何标准化？同一个穴位，不同的施针者会不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贾雯雯收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正好在公寓里吃晚饭。她把邮件读出来，贾国良放下筷子。

    “这两个问题问得好。”

    “好什么？”贾雯雯有点急了，“这是最难回答的两个问题，中医辨证分型的一致性研究本身就很少，针刺手法标准化更是从来没有做过。他们这是明知道答案还问。”

    “不是。”贾国良说，“他们在问你中医到底是不是一门可以重复验证的学科。如果辨证分型没有任何一致性可言，如果针刺效果完全取决于施针者个人的经验而无法总结出规律，那中医就不能算是科学，只能算是手艺。这个问题，你的导师不是在刁难我，他是在替我验货。”

    贾雯雯愣住了。

    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在她看来，伦理委员会的质疑是一种防御性的审查，是为了确保研究不对受试者造成伤害。但父亲把这看成了一场考验。

    “那你怎么答？”

    “辨证分型的一致性，我有一个办法。”贾国良拿起桌上的病例本，“你把我给莉莉、阿米拉和安德森教授三个人写的辨证记录翻译成英文，然后发给三所不同的中医学院，请他们对这三个病例分别做辨证。如果他们的结论和我的基本一致，就说明辨证分型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不用找了，我之前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认识几个同行，他们的学生正好可以用上。至于针刺手法标准化，就得靠录像了。你把我的操作过程录下来，找几个有经验的针灸师，让他们按录像复刻我的手法。然后用一个简单的实验验证，找一组病人，分给不同的针灸师用同样的手法治疗，看效果差异大不大。”

    贾雯雯放下筷子，拿出手机开始记录。她发现父亲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被冒犯的感觉。他没有说“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东西不需要你们来验证”，也没有说“我治好了那么多病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用一种极其务实的态度，试图在两种认知体系之间搭桥。

    三天后，第三版研究方案获批。

    伦理审查委员会在批准函里加了一句备注：本研究的设计方案在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性，尤其是在解决传统医学临床试验中常见的安慰剂效应和手法标准化问题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贾雯雯把这段话翻译给父亲听，贾国良的反应很平淡。

    “他们说的创新，是我每天在诊所里做的事情。”他说，“只不过以前没人问过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