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对明代军事史有深入研究的李建国教授，在最初的激动平复后，重新坐回座位，调出了几幅明初神机营火器图谱和晚明军队的装备记录，对比着说道：“我们看明初的神机营，其火器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但到了晚明，虽然火器数量不少，但威力似乎大不如前，经常出现炸膛、射程不足、杀伤力不够等问题。
以往我们将其归咎于工艺退步、偷工减料。但现在想来，如果早期明军，特别是神机营，其火器的威力和精准度，并不仅仅是依赖火药和机械构造，而是如同‘燕郊遗址’出土的那些兵器一样，镌刻了能够增幅威力或引导能量的‘数组’，甚至需要少量的‘灵气’或‘修士’来催动其真正的力量呢？”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道：“如果，‘天启封魔之战’和姚广孝所预言的‘灵气衰竭’是真实的，那么到了明末，当天地间的灵气日益稀薄，那些曾经无往不利的‘法器’火铳威力大减，甚至变成了普通的烧火棍，那些需要灵气支撑的‘阵法’彻底失效，而军队中原本存在的‘修士’力量也因为“天启封魔战”以及可能的后续而死伤殆尽……那么，明军的战斗力，相比于那些依旧凭借着强悍体魄和骑射本能作战的八旗兵，其优势必然荡然无存，甚至会因为过度依赖曾经的‘超凡力量’而变得不堪一击！这是否更能解释萨尔浒之后，明军为何会那般雪崩式地溃败？”
而一位长期研究明代秘闻和帝王心理的女学者，张雪梅研究员，在仔细比对了《明熹宗实录》和一些野史笔记中关于天启皇帝朱由校日常起居、性格变化、以及其在位晚期某些“异常”决策的记载后，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我们都知道，天启皇帝在‘天启大爆炸’之后不久，就龙体抱恙，次年便英年早逝。传统史学将其归结为惊吓过度、积劳成疾，或者是落水染病。但如果《丙寅魔劫录》中所记载的‘天子亲着玄机墨玉宝甲，手持破魔神弩，催动镇国神器雏形，强行封印魔窟，因此元气大伤，龙体受损’是真实的……那么，天启皇帝的早逝，恐怕就有了更直接也更具说服力的原因！”
“而且，”她顿了顿，“史书记载，天启皇帝在‘王恭厂灾变’之前，曾一度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但有时又会突然表现得异常焦躁和偏执，甚至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决定，例如，他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搜集各种‘古玉’、‘奇石’和‘千年古木’，名义上是用于修缮宫殿或制作‘玩器’，但其搜集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巨，以及对材质的特殊要求之高，都远超正常的宫廷营造所需。
这是否也印证了‘明史拾遗’和《丙寅魔劫录》中关于他‘预感天下将有大变，或有非常之祸降临，故欲炼神器以镇国运，护佑苍生’的说法？而他是否在‘封魔之战’后，深感自身力量不足和危机迫近，从而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查找延续国运、弥补灵气亏空、甚至修复那件受损的‘镇国神器’的方法？”
这些由“启明”专案组的专家学者们，在“大明修真王朝”这个全新的“历史解释框架”之下，“自主挖掘”和“重新解读”出来的“历史疑点”，虽然大多还停留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阶段，缺乏更直接、更确凿的“实物证据”支撑。
但它们却如同无数条看不见的丝线，将李云鹏之前精心“编织”的那些看似孤立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与真实的历史进程和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以一种更加紧密、也更加“合乎逻辑”的方式，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它们让“大明修真王朝”的兴衰存亡，不再仅仅是一个充满了玄幻色彩的“架空设置”，而是开始与明朝数百年国运的起承转合、与那个时代无数真实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充满了宿命感的“深度共鸣”。
会议室内的讨论，从最初的震惊、质疑、困惑，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充满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禁区被打破”的兴奋与激辩！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其之前的学术立场如何，此刻都仿佛被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之中，固有的认知体系在不断地被冲击、被解构、被重塑，新的“可能性”和“解释框架”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
王明远所长看着眼前这番几乎有些“失控”的景象，心中五味杂陈。他抬手示意大家稍安勿躁，沉声道：“同志们，我知道，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很多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常识’和‘定论’，似乎都在这些接二连三的‘异常发现’面前，变得不再那么牢不可破。”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位位神情各异的专家学者们，继续说道：“但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要保持科学的严谨和历史研究者的清醒。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疑点’和‘巧合’，就轻易地全盘否定我们以往的研究成果，更不能被网络上那些情绪化的言论所左右。”
“我提议，”王明远所长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