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将暂时停止。该遗址将转入一个长期的、小范围的、多学科联合的、以保护性勘探和远程遥感探测为主的特殊研究阶段。至于何时能够重新激活更大规模的、更深入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及何时能够向公众公布最终的、完整的考古研究成果，均“暂无明确的时间表”。
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考古现场的原始风貌，防止无关人员因好奇误入而发生意外危险，以及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存在的‘珍贵文物被盗窃’和‘敏感信息被恶意泄露’等潜在风险”，官方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雷霆万钧的强硬姿态，对整个“燕郊遗址”及其周边数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局域，进行了最高级别的、近乎军事化的全面封锁和严密管控！
所有通往该局域的道路都被设置了重重叠叠的关卡，未经特别授权和严格审查，任何媒体记者、网络主播、乃至普通的市民游客，都严禁以任何理由靠近！甚至连天上的无人机，一旦试图飞入该局域，也会立刻遭到来自地面不明方向的、高强度定向电磁脉冲干扰信号的强力压制和无情驱离！
这个突如其来的、充满了“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意味的官方声明和雷厉风行的强硬举措，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了比之前更加强烈的质疑、不满和各种充满了阴谋论调的疯狂猜测。许多人认为，这分明就是官方在故意“捂盖子”，试图掩盖某些他们不便向公众公开的、足以颠复现有认知体系的“惊天秘密”。
而李云鹏，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只是淡淡一笑，眼神中闪过一丝了然。他知道，这不过是更大规模的暴风雨来临前短暂的、令人窒息的平静而已。
因为，他知道，发生在京城东郊的这次非同寻常的“考古事件”，以及其中牵扯到的那些足以被定性为“超自然”甚至“超维度”的神秘元素，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的范畴，其事态的严重性、敏感性和潜在的颠复性，也已经迅速地、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真正掌握着决策权力的、那些站在金字塔最顶端的大人物们的注意。
后续的发掘工作，之所以会陷入这种看似“无限期”的暂时的停滞，并非如同官方声明中所轻描淡写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地质条件复杂”或“技术准备不足”，而是因为，在是否应该继续深入挖掘那个可能隐藏着“惊天秘密”、甚至可能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文明未来”的“地宫”，以及一旦挖掘出来，其内部的“惊人发现”又该如何向国内乃至国际社会进行解释、定性和引导等一系列极其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上，相关部门的高层内部，产生了巨大的、难以调和的分歧和激烈的、甚至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争论。
一方，以一些思想相对保守、更看重“社会稳定”和“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健派官员和主流科学家为代表，他们坚决主张，应该以科学和唯物史观为唯一准绳，将所有所谓的“超自然现象”都严格地界定为“巧合”、“误读”、“古人的夸张附会”或者是“目前科学水平尚无法解释的未知自然现象”。对于所有可能引发社会恐慌、动摇现有历史认知体系、甚至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来制造混乱的“颠复性发现”，都应该采取最高级别的严格保密和“冷处理”措施，将其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避免其对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造成任何不必要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而另一方，则以一些思想相对开放、更富有探索精神和危机意识的少壮派官员、以及部分在非传统科学领域（例如量子物理、宇宙学、甚至是一些边缘化的生命科学乃至神秘学研究）有所建树的顶尖专家为代表。他们则认为，面对这些接二连三出现的、似乎都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指向“大明王朝可能真的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超凡力量和失落的辉煌历史真相”的“证据”，如果一味地采取鸵鸟政策，试图用传统的、刻板的理论去强行解释，甚至粗暴地进行掩盖和回避，不仅无法真正平息公众日益高涨的质疑和与日俱增的好奇心，反而可能会因为信息的不透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猜忌、信任危机和各种难以控制的阴谋论的疯狂滋生。与其被动地等待下一次更具冲击力的“意外发现”的发生，不如主动出击，集中最顶尖的科研力量，彻底查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真相，也好早做准备，从容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未知挑战”。
这场在高层内部进行的、关于“历史真相的边界”与“现实稳定的底线”的激烈博弈和艰难决择，如同在平静的海面下汹涌的暗流，持续了数日之久，一度让“燕郊遗址”的后续发掘工作，彻底陷入了僵局。
直到最后，在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拥有着最终拍板权和巨大魄力的“大人物”，在听取了各方详尽的汇报和激烈的辩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