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把二八大杠支在老槐树下，摘下搭在车把上的灰白毛巾，擦了一把脸上混着雨水的汗。毛巾半湿，带着洗不掉的灰污渍——一个走街串巷的废品收购员，毛巾就该是这个样子。不能太干净，太干净说明没在干活。也不能太脏，太脏说明连自己都收拾不利索。半湿的、微微发灰的，最合适。
他把毛巾重新搭好，从劳动布外套的口袋里摸出那包被雨水打湿了边角的大前门。烟盒纸壳吸了潮气变得软塌塌的，他用两根手指小心地捏着边缘，抖出一根压得微弯的烟卷叼在嘴里。火柴在潮气中连划三下才点燃，硫磺味在鼻尖前短暂地炸开一小团，随即被潮湿的风吹散。
深吸一口，烟雾从鼻腔喷出，立刻被细密的雨丝打散，消失在铅灰色的空气里。
他的眼睛在烟雾散去的间隙里，极其快速地将镇口扫了一遍。石桥镇的格局很典型——一条主街从镇口的石桥开始，沿着地势缓慢上升的坡度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后山脚下。青砖大瓦房被雨水浸透之后，墙面从浅灰色变成了接近黑色的深灰，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沿着石板街道参差排列。瓦片上的青苔在雨水的滋养下疯狂蔓延，从屋檐边缘垂挂下来，在门楣上方形成一片片湿漉漉的墨绿色斑块。
街上几乎没有人。不是完全没有人，是没有人气的那种“有人”。
一个穿黑色棉袄的老太太坐在杂货铺门槛上，膝上放着竹编的针线筐。她手里捏着穿好黑线的针，手却很久没有动过了。眼睛盯着雨幕中某个无法确定距离的点，瞳孔里没有任何焦距。雨水从屋檐滴落，在她面前的地面上砸出一排细密的小坑，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她棉裤的裤脚。她没有把脚缩回去。
一个光着上身的中年男人蹲在铁匠铺门口。脊背被常年的炉火烤出了一种不正常的暗红色，肩胛骨的位置有几道陈旧的烫伤疤痕。他蹲在那里，双手搭在膝盖上，手里什么都没有。铁匠铺里面的炉膛是冷的，铁砧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他的眼睛也盯着雨幕，和那个老太太一模一样的眼神——不是在等什么，只是把眼睛睁开着，因为闭上眼睛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陈建国把烟抽到一半，在车把上按灭了烟头。他把剩下的半截烟小心翼翼地塞回烟盒里——一个废品收购员不会浪费任何东西。然后他推着自行车，沿着主街的边沿，极其缓慢地往镇子深处走去。
车轱辘碾过石板路面上的水膜，发出被雨水浸泡之后特有的沉闷滚动声。他的解放鞋踩在水膜上，每一步都会在水面下踩出一小圈转瞬即逝的涟漪。他走得很慢，是一个在雨中走了长路的人自然而然会采用的那种节省体力的步频。但他的耳朵在听，眼睛在看，每一根汗毛都在感知这座镇子传递的所有信息——那些能说清的，和那些永远说不清的。
他听到了铁匠铺里那炉已经冷掉的炉灰在雨水渗透下发出的细微塌陷声。他听到了杂货铺门板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用指甲极其缓慢地刮着木板的另一面。他听到了头顶上方，一扇他没有看到的二楼窗户里，有一个极其沉重的呼吸声正在透过窗缝往外渗。
他没有抬头。废品收购员不会对头顶的窗户感兴趣。
临近中午，他在镇口往里大约二百米的位置看到了一家饭馆。门框上方挂着一块被油烟熏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四个字——“工农饭店”。粉笔字的笔画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只能从残留的白色痕迹里勉强辨认出字形。
他把自行车支在饭店门口的雨棚下。雨棚是几根竹竿和一块拼接了好几次的塑料布搭起来的，接缝处用黑色的电工胶带缠着，雨水从胶带松脱的位置渗下来，在棚子下面滴出了一小片湿痕。他把毛巾从车把上取下来搭在车座上，然后掀开饭店门口那扇被苍蝇和油烟熏成了琥珀色的透明塑料门帘，弯腰走了进去。
饭店里面的光线比外面还要暗。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灯泡从房梁上垂下来，灯泡表面糊着一层常年积累的油烟和苍蝇屎，发出的光呈现出一种混浊的黄褐色。光线只能照亮灯泡正下方那张桌子的范围，房间的四角全部陷在阴影里。
最里面那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极其臃肿的男人。肚子上的肉从腰带上下两方同时溢出来，把一件原本应该是白色的汗衫撑得几乎透明。汗衫的领口被汗水浸出了一圈永久的淡黄色渍迹。他的脸是圆的，五官被脂肪挤压得挤在一起，像有人在一团发过了头的白面里随意按进去了几颗干枣。头顶秃了大半，剩下的头发从两侧梳过来，用一种已经失效的发油强行粘在头顶上，雨水和汗水让那几缕头发从头顶滑落，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
他正在用一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抹布擦桌子。动作是机械的，来回的幅度和次数几乎完全一致，但他的眼睛没有在看桌子。他的眼睛和街上那些人一样，盯着一块什么都没有的空气。
陈建国在靠门的位置坐下了。他把长板凳往外拉了一点，让后背能够靠在墙上。这个角度能让他看到饭店内部的所有角落，同时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