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一瞬间，整个华光殿鸦雀无声。让我们来认真品一品这首诗。它没有任何生僻的典故，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用最直白、最质朴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画面：出征时，家中儿女悲伤哭泣；凯旋时，鼓乐齐鸣，竞相欢庆。两句诗，一悲一喜，一抑一扬，从儿女情长猛然翻转到英雄气壮，这种大开大合的手笔，正是他征战生涯的真实写照。他没有沉溺于离别的伤感，而是用一种近乎豪横的方式告诉你：离别时流的泪，回来时都要用胜利的鼓声还回来。然后，是最后那句石破天惊的一问：借问路边看热闹的人啊，我这番功业，比起当年的霍去病来怎么样？
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自信！霍去病是什么人？那是西汉最耀眼的天才将领，十七岁封冠军侯，十九岁打通河西走廊，封狼居胥、饮马瀚海，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二十四岁病逝，却已经被后世奉为战神。曹景宗在满朝文武面前，在文坛盟主沈约面前，在皇帝萧衍面前，大剌剌地自比霍去病，而且是用一种理直气壮、毫不心虚的口吻。
更绝的是，他用的还是“竞”和“病”这两个被沈约认为极难驾驭的韵脚。结果他用得浑然天成——“笳鼓竞”写尽了凯旋的盛大排场，“霍去病”更是神来之笔，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巧妙地嵌进去，不但押了韵，还造成了强烈的对比冲击。霍去病二十四岁就病死，而曹景宗用这个“病”字反问：我能不能比肩他？他的人生如此耀眼又如此短暂，而我的功业，是否也能像他一样，刻进史书的丰碑？
这不是在写诗，这是在用诗下战书。向霍去病下战书，向在座的文人下战书，也向历史下战书。那些饱读诗书的文臣们集体傻眼。他们构思半天，可能还在“竟陵”“风景”“感病”之类字眼上打转，而曹景宗却用一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雄浑笔力，把武将的豪情壮志抒写得淋漓尽致。沈约估计脸都绿了——他本想用两个最难押的韵脚让这个武夫出丑，结果反手就被教做人。
萧衍也大为叹赏，“诏令付国史”——这四个字很重，意思是皇帝亲自下令，把这首诗和这件事写进本朝的官方史书。曹景宗这一下，不但抢了韵，还直接抢进了国史。
这首诗，也成了曹景宗一生最传神的注脚。他不是不会写，他只是不想像你们那样写。你们写的那些“风花雪月”“清谈玄理”，他可能压根看不上。他写诗，写的就是刀头舔血的生涯，写的就是马革裹尸的豪情。当舞台不给他的时候，他会自己抢过来，然后，惊艳所有人。
不过，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值得交代。曹景宗之所以对“儿女悲”感触如此之深，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也确实不容易。他的儿子后来因为犯法被他亲手杀了——这件事《南史》有记载，只说“子坐罪，景宗杀之”，细节不详，但足以说明这个人的治家风格和治军如出一辙：霹雳手段，绝不容情。这样一个连亲生儿子都能下手的父亲，大概对“儿女悲”这三个字的重量，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切肤之痛。
第六幕：余音——一个不完美的英雄
钟离战后，曹景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的爵位从侯进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成了梁朝军事系统里的顶梁柱。侍中一职在南北朝时期是极为尊崇的加官，相当于进入了最高决策层；领军将军则掌握禁军，拱卫京师——萧衍把这两个位置给他，足见对他的信任。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曹景宗身上再贴切不过。他依旧好酒贪杯，生活奢靡，部曲横行。那些史书上关于他的“黑料”也从未断绝。萧衍对他的态度，既倚重又无奈——用他的时候是国之重器，不用的时候就是个定时炸弹。他始终没能、或许也不想，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符合士族标准的、温驯的台阁大臣。说句公道话，他那暴烈张扬的性格，也根本装不进那个精致的官僚体系里。
天监七年（508年），曹景宗被任命为江州刺史。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在当时是连接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冲，让他出镇此地，说明萧衍仍然把他当作镇守一方的王牌。可就在赴任的路上，他因病去世，年仅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放在今天也许不算高寿，但在那个平均寿命不过四十出头的动荡年代，也算活得够本了。更何况，他这一生，把别人几辈子都经历不完的精彩，浓缩在了这五十二个春秋里。
梁武帝萧衍闻讯，下诏追赠他为征北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并赐谥号。这个谥号，取得极其精妙，妙到毫巅，堪称史官的神来之笔。这个谥号是：“壮”。
第七幕：历史评价
《梁书》与《南史》对曹景宗的评价，恰似一枚铜钱的两面，一面刻着赫赫战功，一面铸着斑斑劣迹。
史书中最精妙的评价，莫过于那个谥号——“壮”。”“死于原野曰壮”“武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