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动作很利落，一锹下去，铲起满满一锹土，扬出去。
她的脸上全是汗，碎花头巾被风吹得歪了，她一边干活，一边哼着歌。
那歌声不大，细细的，柔柔的，从圆峁生产队的工地上飘过来，断断续续的，听不太真切。
但那种调子，那种味道，一下子就把人的耳朵抓住了。
周围干活的人听见了，有人直起腰来，用手遮着额头往那边看。
有人停下来，手里的铁锹拄在地上，侧着耳朵听。
有胆大的人起哄，朝那边喊道：
“唱大声点，听不见。”
其他的人也纷纷帮腔。
“对，唱大声点！”
“声音高点，让大家伙都听听！”
“唱得好听，别藏着了！”
那个女社员听到了众人的起哄，也不害羞。
她应该是在干活的时候经常唱，早已习惯了，在这种场合一点也局促。
她清了清嗓子，把铁锹往地上一插，两手在身前拍了拍土，站直了身子，大大方方地张开了嘴。
她的嗓子不算多好，但很亮，很敞亮，脆生生的，亮堂堂的，在空旷的荒坡上传出去很远。
那调子是陕北信天游的调子，悠长、婉转、带着黄土高原上特有的那种苍凉和深情。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这歌声一出来，整个工地都安静了。
不只是周明被歌声吸引了，身旁干活的人也纷纷停下了手里的活，直起腰来，朝远处圆峁生产队那边看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个方向，投向那个站在荒坡上、穿着碎花棉袄、头上包着碎花头巾、手里还握着铁锹把的女社员。
她站在那里，身子微微侧着，脸朝着这边，嘴巴一张一合地唱着。
歌声在工地上飘着，在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钻着，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挠着。
周明站在坡顶上，听着那歌声，也听入迷了。
那女社员唱完了歌，工地上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
那女社员弯腰捡起插在地上的铁锹，低着头继续干活。
表情已经恢复了平时干活时的样子，好像刚才那个唱歌的人不是她。
那歌声虽然停了，但那股子劲儿留下来了。
工地上的人好像都被那歌声洗了一遍，浑身轻快了许多，镐头抡得更高了，铁锹铲得更快了。
有人还意犹未尽的说“这歌好听，再唱一个”。
那女社员没搭理，低着头继续铲土，但嘴角弯了一下，被旁边的人看见了，又是一阵起哄。
女社员的歌声给这繁苦的劳作添加了一抹鲜活。
社员们的干劲也上来了，镐头像雨点一样落在冻土上，咚咚咚的响。
有人开始喊号子了。
不是那种正经八百的号子，是随口编的，随口喊的，想到什么喊什么，喊出来大家就跟着和。
一个人喊“同志们加把劲哟”，一群人跟着喊“嗨呦”。
一个人喊“早干完早回家哟”，一群人跟着喊“嗨呦”。
一个人喊“回去抱着婆姨睡大觉吆”，一群人跟着喊“嗨呦”。
喊完了自己先笑了，紧接着就是一群人开始哄笑。
号子声、镐头声、铁锹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杂乱无章却又充满力量的交响乐，在这片荒坡上奏响了。
一天时间，坡地被挖出了一个长百米、深三米多的平台。
这个数字是收工时周明用皮尺量的，三百多人干了一整天。
硬是在这片冻得硬邦邦的荒坡上啃出了这么大一块平地。
不过越往里挖，土方量就越大。
开始的时候挖的是坡的边缘，土浅，现在就挖出了个一米来回的高度。
越往里走，坡越高，需要挖的土方量就越多。
这活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工的，按照周明估计，最少也得两三个月。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明就扛着镐头到了工地。
他以为自己来得早，没想到工地上已经有人了。
几个年纪大的老汉蹲在刚挖出来的平台上抽着烟。
身旁拢了一堆篝火，几人一边抽烟一边烤火。
周明走过去，将手放到火堆上面烤了烤，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等了不一会儿，人就开始来了。先是三三两两的，然后是三五成群的，再然后是黑压压的一片。
扛着镐头的，扛着铁锹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