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战的动员，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左支书喊完了，从石头上跳下来，把手里的铁皮喇叭递给旁边的人，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把镐头，扛在肩上，大步朝坡上走去。
社员们也不说话，各自散开了，扛着工具，跟着自己的生产队长走了。
开工了。
先要干的就是掀冻土。冬天的冻土硬得像石头，一镐头下去，只能刨出一个白印子，震得虎口发麻，手臂发酸。
陕北的冻土层足有半尺多厚，表层是雪，雪下面是冰碴子。
冰碴子下面是冻得瓷瓷实实的黄土，像是老天爷在地上铺了一层铁板。
但社员们不怕这个，他们有的是力气，有的是耐心。
三百多号人分散在荒坡上，有的挖，有的铲，有点用杠子撬，有的运，有的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镐头举起来，落下去，砸在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咚”的一声。
冻土裂开了一道缝，铁锹插进裂缝里，脚踩上去，使劲一撬，铁锹的木柄弯了弯，发出吱呀的声响。
铁锹撬不动，就上杠子，地上垫上块石头，杠子插进去，人站在另一端，整个身体压上去。
咬着牙，使劲，再使劲。
土块翻起来，翻了个身，露出下面黄褐色的新土。
周明站在坡顶上，看着眼前这片热火朝天的工地，看着那些弯着腰、挥着镐、铲着土的社员，心里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三百多人，八个生产队，两千六百多口人的希望，都压在这片荒坡上了。
太阳又升高了一些，光从东边的峁塬上漫过来，把整片荒坡照得亮堂堂的。
冻土在镐头下一块一块地被翻开，把压了一冬的那面翻了过来，露出了新鲜的、带着湿气的另一面。
三百多人的工地上，到处都是人声，镐头砸在冻土上的闷响，铁锹插进土里的沙沙声，还有人们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响。
左支书和李喜娃大队长已经回去了。
两个人是赶着回去办手续的，建砖瓦厂不是闹着玩的。
要跑公社，跑水利站，跑土地所，林业站，一个章一个章地盖，一个签字一个签字地要，缺了哪个都不行。
社员们一边干活儿，一边讨论砖瓦厂的建设。
说话声从坡下飘上来，断断续续的，但大致能听清。
有人在说砖窑要怎么建，有人在说砖坯要怎么做，有人在说烧砖要用多少柴火，有人在说砖烧出来了能卖多少钱。
说着说着，话题不知怎么就拐到了周明身上，说起了他找县委书记要东西的事。
这事儿在五里大队已经传开了，传得神乎其神，添油加醋的，越传越离谱。
有人说周明跟县委书记拍了桌子，有人说周明指着县委书记骂他是王八。
有人说县委书记被周明说得哑口无言，乖乖地批了条子。
一个比一个夸张，一个比一个不靠谱，但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谁也不去追究真假。
“你们知道甚哩，铁蛋都敢骂县委书记哩！”
说话的是麻河的一个后生，姓刘，叫刘大柱，二十出头，长得是五大三粗的，但就是嘴碎，爱八卦。
他一边铲土一边，跟周围几个社员，鬼头鬼脑的聊着周明。
有人一边笑一边拍着刘大柱的肩膀，说“你小子就好好瞎编吧，铁蛋咋可能骂县委书记哩。”
刘大柱瞅了那人一眼“你知道个球哩，铁蛋是咱大队有名的快嘴儿，有甚不敢的哩”。
一个上了年纪的社员蹲在坡上，手里拿着旱烟锅，眯着眼睛听着这些人瞎侃，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他把烟锅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又装了一锅新的，用磕出来的火星点燃，吸了一口。
他眯着眼睛看着烟雾飘散的方向，像是在回忆什么遥远的事情。
“你们这些娃娃，知道个球哩？一个县委书记，那是多大的官？”
“这要搁在旧社会，那就是县太爷，出门坐轿子，前呼后拥的，老百姓见了要跪下来磕头的。”
老汉的声音不大，语气里有一种过来人的沧桑。
“不过，先不说别的，就铁蛋一个庄稼人，敢跟县太爷要东西，那胆子，啧啧，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说到“县太爷”三个字的时候，老汉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这三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让人敬畏的分量。
他的目光朝坡顶上扫了一眼，看见了站在那里的周明，嘴角动了一下，用烟锅朝周明的方向指了指。
意思也很明白，正主儿就在那儿呢，骂没骂你们赶紧去问他。
几个年轻后生顺着老汉的烟锅看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