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宫墙外的柳树刚刚抽出嫩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文渊阁里，几个阁臣正围坐在一张长案旁，商议国事。
为首的是首辅周延儒，今年三十八岁，万历四十一年的状元，年少得志，意气风发。
坐在他对面的是次辅温体仁，五十出头，面容清瘦，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陕西的旱情，诸位大人想必都知道了。”周延儒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首辅特有的威重。
“去年秋旱，冬无雪，今春又是滴雨未下。延安、庆阳、平凉三府，饥民遍野，相食之惨，屡见奏报。朝廷拨下的赈灾银，户部说已经发下去了，可陕西巡抚说没收到。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岔子？”
户部尚书毕自严欠了欠身：“首辅大人，户部的银子，确实是拨下去了。但从京师到陕西，山高路远，层层解运，难免有所迟滞。况且，各地卫所、州县，都在伸手要钱。辽东要军饷，蓟镇要修边墙，登莱要造战船……户部的银子，实在是捉襟见肘。”
“捉襟见肘？”周延儒冷笑，“毕大人，陕西的饥民可不管你的银子捉不捉襟见肘。他们饿了，就要吃。没得吃，就要反。王嘉胤、李自成、张献忠，一个接一个地反。还是说，今年你打算让陕西再反出几个‘闯将’、‘八大王’来啊？”
毕自严脸色一白，垂下头不再说话。
温体仁一直半眯着眼睛，这时忽然睁开，不紧不慢地开口：“首辅大人，赈灾固然要紧，但光靠赈灾，救不了陕西。”
“哦？”周延儒看着他，“温大人有何高见？”
“陕西之灾，在天，更在人。”温体仁捋着胡须，“这些年，朝廷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并征，民力已竭。即便没有旱灾，百姓也活不下去。旱灾只是把本就千疮百孔的陕西，彻底推下了悬崖。”
阁臣们面面相觑。
温体仁说的是实情，但这实情，没人敢在朝堂上明说。
三饷是皇上钦定的，谁敢妄议？
温体仁似乎没看到众人的脸色，继续说道：“所以，赈灾只能救一时之急。要救陕西，必须从根子上想办法。”
“什么根子？”周延儒问。
温体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袖中抽出一封奏疏，放在案上。
“这是礼部侍郎徐光启徐大人的奏疏。他托我转呈内阁。”
周延儒接过奏疏，展开细读。其他阁臣也凑过来，一起观看。
奏疏很长，洋洋数千言。
开篇先是陈述了陕西旱灾的惨状——赤地千里，饥民相食，树皮草根掘尽，卖儿鬻女成风。
接着，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建议。
“臣谨按，天灾虽不可测，人事犹可补救。补救之道，一曰修历法以授民时，二曰兴水利以备旱涝，三曰种新谷以广食源。”
“修历法？”一个阁臣皱眉，“徐大人这是……要改历法？”
周延儒继续往下读。
徐光启在奏疏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理由——现行的《大统历》承袭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已经使用了三百馀年，误差积累越来越大。
节气的推算与实际天象不符，导致农时失准，百姓播种收割，往往错过最佳时节。
他建议礼部组织精通天文历算的学者，参照西洋新法，重新修订历法。
而他所倚重的“西洋新法”，正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带来的欧洲天文学知识。
“徐大人还推荐了两个人。”周延儒的目光落在奏疏的最后，“一个是耶稣会士汤若望，一个是钦天监五官正李祖白。他说这两人精通西洋历法，可以主持修历。”
阁臣们议论纷纷。
有人赞同，说历法确实该修了；有人反对，说祖宗之法不可轻改；有人质疑，说西洋人的学问，怎么能用在我大明朝的历法上？
温体仁一直沉默着，等众人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徐大人的奏疏，不止修历一项。他还说，要兴水利，种新谷。”
周延儒翻到奏疏的后半部分。
果然，徐光启用大量篇幅，详细论述了在陕西兴修水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他建议利用陕西现有的河渠故道，加以疏浚整治，再开凿新的渠道，引泾水、渭水灌溉高塬旱地。
他还推荐了一个叫徐贞明的人，说此人精通水利，着有《潞水客谈》，可以委以重任。
至于“种新谷”，徐光启说的是一种从西洋传入的新作物——甘薯。
“甘薯？”一个阁臣疑惑道，“就是那种红皮白心、生吃脆甜、熟吃软糯的东西？听说南方已经有种植，产量确实不低。可那是南方的作物，陕西能种吗？”
“徐大人在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