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在白银市白银区中山路五十九号之六之四家中。白银公司女青年崔春燕在家中被害。
颈部被切开，上身有二十二处刀伤，下身赤裸，双乳、双手及阴部缺失。致死方式为锐器切开颈部。
进入方式为搭讪溜门。死亡时间约在当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左右。足迹为男士半高跟皮鞋，全长二十七至二十七点五厘米，后跟六乘六厘米。
现场无伪装。
附注：凶手留有指纹。死者生前给凶手倒了一杯水，杯上同时留有死者与凶手的指纹。
在白银市民的记忆里，一九九八年是浸著血的一年。从年头到年尾，四条人命，整座城被拖进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里。
单位下了死规定，女的不能单独出门，必须有男同志同行。学生上下学，校门口全是家长，拽著孩子的手，眼睛警惕地四处扫。
那些上夜班的男人，一个个闹着要调班——不上了，说什么也不上了，得跟老婆孩子过同一个时间，得守着她们。
这一年，也是高承勇和妻子张青凤吵得最凶的一年。张青凤一气之下，搬去稀土公司那边打工了，把家扔给了他。
高承勇整个人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兽，亢奋和焦躁轮番撕咬着他。
他骑着自行车，一遍遍从青城镇往白银市区跑，在那些蛛网般的街巷里窜来窜去，眼睛只盯着一种人——独行的年轻女人。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先在公共厕所附近猫著观察，瞅准了，便尾随上去，敲门、溜门，闪身进去，一刀抹了脖子，然后对着那具尚有温度的躯体，做他想做的事。
一九九八年那三个成年受害者，全是同一副模样——漂亮，白净，身子丰润。
疯狂了一整年，高承勇稍稍收了收手。之后两年，他把自己藏进一张人皮里，每天出门挣钱，回家吃饭，普通得掉进人堆就找不见。
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〇年，他又去了千里之外的包头打工，远远地甩开了身后的血影。
可到了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号，他又回来了，重新揭开白银警方那块刚刚结痂的伤疤，把一股子血腥味儿，狠狠泼进了每个市民的心底。
罗永梅，二十八岁，白银棉纺厂的工人。她和丈夫是姑姑介绍认识的，处了一年就结了婚，如今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姑姑也在棉纺厂，资历深，有她帮衬，小家的日子眼瞅著往上走。
平时上班，孩子就搁在姑姑家，下班再接回来。星期一大清早，罗永梅爬起来做早饭。丈夫在铁路局，上班远，最近老是倒班，日子过得没个规律。
她心里盘算著，今儿晚上买点排骨炖上，给男人好好补一补。
因为还在哺乳期，她胸部鼓鼓胀胀的，把衣服撑得很满。天冷，她披了件大衣，去外头公厕倒了尿盆，回来就在炉灶边忙活起来。
孩子还在床上睡着，小脸上时不时浮出点笑意，也不知做了什么美梦。
罗永梅手上动着，心里淌过一股暖流——这小小的三口之家，到处是盼头。
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高个中年男人，一步跨了进来。
罗永梅抬头问：“同志，你找谁？”
那人说：“我找老张，老张在家没？”
罗永梅笑了笑：“您走错了，我们家不姓张，您是不是找斜对过的？”
话还没说完，一把尖刀已经抵在了她脖子上。那男人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就找你。”
话音没落地，刀锋在她喉管上就是一划。罗永梅只觉得脖子一凉，紧接着一股热流涌了出来。
她本能地转身，踉跄著朝床扑过去——她的孩子在那儿，她就算死，也要先护住孩子。她一下子扑倒在床边。
那男人追上来，对着脖子又是一刀。她手脚蹬了几下，就不动了。
男人嘀咕了一句：“以前一刀就解决了，最近体力有点跟不上。”
然后他把罗永梅的裤子扒下来，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最后，他砍下她的双手，装进塑料袋里，转身走了。
床上的孩子还在睡，脸上那点笑意还没来得及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
没醒，也许就是不幸中最大的那点幸。要是在那时候哭出声来，那个男人会对他做什么，光是想想，就让人后脊梁骨发寒。
罗永梅的丈夫下夜班时又困又乏，本想八点半一交班就回家倒头睡，可又记着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他答应过老婆，要给她买一件时兴的羽绒服。
他先去了财务室，到那儿才发现，这么想的人不止他一个，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等领完钱再搭上公交车到家，已经快中午了。
他走到门口刚要掏钥匙，隐约听见屋里像是孩子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