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马加爵杀完人之后的行为：他打开电脑，上网，然后躺下睡觉，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
没有恐惧，没有罪恶感，没有内疚。
生与死的切换在他那里，平淡得像翻过一页课本。这个细节让人不由得想起几年前另一个案子——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硫酸泼熊。那种智力结构上的相似性，呈现出的是一种令人心惊的同款木然。
这种智力特征也直接浇铸出了他的作案方式。整个作案过程被他安排得看似简单，密不透风——对他厮混了三年半的校园环境，他利用得极好，杀人及尸体处置的方式简单省事，几乎像完成一套熟悉的家务流程。
可一迈出校园的围墙，他对社会规则的陌生和笨拙就全暴露出来了。
尽管逃亡前他曾在深夜里对着电脑做了许多功课，查地图、查交通、查身份证制作规范，但他的逃跑路线和方式，仍然透著一股与社会脱节的蠢气。
对人文的不感兴趣，对“人”本身缺乏探究的欲望，也注定了他极不擅长跟人面对面地说话、交流，更不用说袒露情感。
他对自己家人也很少直白地说过心窝子里的话。
他在供述里说过这么一段：“我在学校时很想家，我也知道阿婶及妈妈希望我打电话回家的，我一打电话阿婶就会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往往就会编些假话骗她，我实际上也不好过，心里不好过。就这样骗家人，所以我很少打电话回家。再一个我不孝，都不打电话回家，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明知道也不打电话。”
逃亡的时候，他随身带着一部复读机，自己给家人录了一些话。
其中一段是留给他大姐的，录音里他的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在说话。
“我知道你是最关心我的，经常写信给我，每到放假回家你就经常与我谈心，想了解我的内心世界，但是我这个人非常不诚实，我从来不对你打开心门。我心里有许多的疑问，从没有向你请教。你对我这么热情，但是我都是讲些假话，实在是对不起你，你这么关心我”
当预审人员问他那个寒假为什么不回家，他的回答短得像截被掐断的线头：“回家没意思，不如留在学校里，还有一台电脑玩。”
在那一刻，面对家人的脸，还不如面对一块发光的屏幕更让他觉得自在。
他把自己的人缩得很小，人际圈也缩得很窄，只能和那少数几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学来往。
可就是跟这有限的几个人相处，他也频繁地擦出火星子——每个月至少有一两次跟同学争吵的记录。
这种频率，搁在任何人身上，都意味着处理人际摩擦的能力已经脆弱到了不堪一击的边缘。
以下是警方审讯记录里的一段原话。问得直接，答得也直接，像一把钝刀来来回回地锯，每一句都带着毛边。
“为什么杀同学？”
“因为他们看不起我。邵瑞杰说我为人不好，打牌作弊；龚博过生日不请我；杨开红也说我，他们都说我为人不好。我想我在学校的名气那么大，都是他们在背后说我的，比如说我怪、爱看a片。我很痛苦。”
“我跟邵瑞杰很好的，邵瑞杰还说我为人不好，我们这么多年住在一起，我把他当做朋友，真心的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这样说我的为人，我很绝望。我在云南大学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在学校那么落魄，都是他们这样在同学面前说我的，我在云大这么失败，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在外面宣传我的生活习惯那么古怪，我把他当朋友，他这么说我，我就恨他们。”
这段供述是2004年3月15日录的。他把所有的账都记在了“看不起”三个字上。
可那些被他恨进骨头里的同学，跟他一样，也住在贫困生宿舍。说白了，他们脚上沾的是一样的泥。
直到此刻，他仍然不明白周围的人为什么这样评价他。他大概从来没有好好地、面对面地跟哪个同学坐下来，把话说开过，也就无从真正准确地感知别人对他的想法和感受。
这正是他智力拼图上缺失的那一块——他算得清数理公式，却算不清人情。大概正因如此，他连逃亡都是死路一条：不敢和人接触，就根本没法在社会上活。
马加爵的情绪构造，是内里翻涌、外壳死寂的那种。
他其实是个极其情绪化的人，日记里、逃亡期间的录像带里、被抓后写给家人的信里，到处都是痕迹——他的内心感受细腻到近乎过敏，情绪反应强烈到近乎灼人。
可他的表面，却是一潭死水。他不擅长面对面用言语表达情感，内外两层皮始终对不上榫头，这种不协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裂缝。
不擅长言语表达的人，遇到强烈的情感撞击时，往往只能用行动来宣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