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刑侦总队的同志把全部审讯记录、录音带，以及在马加爵老家找到的他初中时的日记，都摊在了她面前。
这些间接材料让她对他的心理变化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她设计的犯罪心理调查问题，也由昆明市局负责审讯的同志代为问了进去。
但从反馈来看，马加爵并没有完全说实话。一些不太敏感的话题他肯答，一些要紧的问题，他像是用一把钝刀子轻轻带过，答得过分简单，审讯那边又没能及时跟进追问，导致有些地方终究没能挖到想要的深度。
在这之前，那些嗅觉敏锐的记者们，也早已从另一路试图找到这个答案。
他们去了他的家乡，找到了他的家庭。父母都还在，老实本分，在老人眼里，马加爵小时候乖顺听话，孝敬聪明，爱学习，是完全正常的童年。
他们去了他上过的学校，找到教过他的老师，在老师记忆里，这个孩子成绩优异，性格内向腼腆，也算一个好学生。
这本账越翻越让人糊涂——难道人的心理发展真的可以不讲逻辑吗？难道犯罪心理天生就是一种没头没脑的怪异现象吗？
于是目光又转向了环境。他的贫困是摆在那里的，一望而知。由穷变自卑，由自卑又憋出一股过度脆弱的自尊，当那点自尊被狠狠扎破的时候，人就会疯了一样报复——这似乎是一条一眼就能看到底的因果链。
尤其是马加爵自己供述，他动手的缘由不过是和同学打牌时闹出的一点小摩擦，这话一出，仿佛就更把人们的猜测一锤子敲实了。
昆明的审讯室四壁冰凉，日光灯镇日镇夜地亮着，分不清白天黑夜。
民警坐在对面，把那个最直接的问题抛了过去。
“你为什么杀人？”
马加爵抬起眼睛，里头像蒙了一层灰：“我觉得我太失败了。”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失败？”
“我觉得他们看不起我。”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们老在背后说我。”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都说我很怪，把我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一些隐私都说给别人听，让我感觉完全暴露在别人的眼里，别人都在嘲笑我。
说到这里，他哭了，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在那张已经洗干净了的脸上哗哗地淌。那张脸褪去了三亚街头的泥垢，反而显得更空了。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你？”
“可能是因为我穷。”
“还有呢？”
“还有，以前我很想和他们融合在一起，我试着说一些笑话，但每次却招来了他们的嘲笑。”
“那你说你们打牌，他们说你作弊是怎么回事？”
“那天打牌本来我没有作弊的，但他们偏说我作弊，让我觉得他们又看不起我，于是我便动了杀他们的念头。”
他把话头落在了“穷”字上。当时各路报道也顺着这条线往下捋，几乎众口一词地把这桩血案归结为“穷人的自尊”。
李玫瑾教授却在这个节点上按下了暂停键。她仍然认为，将贫穷归结为犯罪动机的起点的归因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实的问题起点。
如果以这种归因解释马加爵的犯罪动机，很容易以一般社会理由遮掩个性中的问题，进而误导人们对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断，容易使人感到他的犯罪令人同情，他的犯罪情有可原。
事实上，她曾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到那时为止，至少有四家律师事务所主动站出来，提出要为马加爵做无罪辩护。
正是这些声音让她觉得，在案情逐步趋于清楚的情况下，仍有必要对他的犯罪心理做更深一步的解剖。
四个被害者已经永远闭上了嘴，无法为自己的言行做哪怕一句申辩。更何况，其中两个人根本不在所谓“言语不慎”的范围内。
唐学李，只是因为暂时借住在317宿舍，他爱睡觉，总窝在床上不出门，挡住了马加爵的杀人计划，于是头一个被锤子砸碎了脑袋。
龚博，更是连牌局都没参与过，他和马加爵之间那点所谓的“过节”，仅仅是过生日的时候没请他，以及邵瑞杰拿这件事刺过马加爵一句：“就是因为你人品不好，所以龚博过生日都没叫你。”
就这一句话，龚博的名字就被写进了死亡名单。
随着有关马加爵的材料一份接一份地公布，他犯罪心理中那些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内容，也开始一点一点从水面下浮上来。
他的犯罪，确实属于那种由仇恨驱动的类型，跟侵财、跟性欲全无关系。他杀人，不是为了抢到什么，也不是为了满足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