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顺忠知道，他终于等来了扎实的证据。
他发出了第一篇稿件——《内蒙古呼格案波澜再起》。
“稿子出来比较轰动。第一次在公开媒体上爆出来——呼格不是‘供认不讳’。判决书写的‘供认不讳’跟事实有矛盾。”
舆论议论纷纷。
可翻案依旧停滞。
2010年到2011年，是朱顺忠最沮丧的时候。
冯志明升迁了——呼和浩特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任命没有在官网上公布，可内蒙古公安系统有人把两份任命文件发给了朱顺忠。
“我觉得这些人一直在背后坚持翻案，一个是最基本的良知，一个是翻案的证据是充足的。他们提醒我，现在是一个报道的时机，得保持关注度。”
于是他写了——让舆论知道，呼格案主要负责人升职了。
不让案子冷下来。
可呼格案没有任何进展。
朱顺忠给自己打气，也给内蒙古的警察和呼格的父母打气。
“我总是说，只要有核心证据，有某个好时机，我的报道一定会让案子有断崖式的发展。”
断崖式发展。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
他把呼格的父母和聂树斌的父母都接到北京，在办公室里安排两个特殊家庭见面，带他们逛北京城、找人大代表。
整个过程都有记者拍下来报道。
关注呼格案的媒体越来越多——杂志、电视、英文报纸，境外媒体都报道过。
这个案子，从一个内参案件，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新闻案件。
而呼格的父母，始终站在最前面。
呼格被枪决后，尚爱云从毛纺厂办了内退。
李三仁也在那年退休了。
大儿子和三儿子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都被这个案子改变了。
三弟庆格勒图公开说：“永远不会原谅办案者。”
上访的路上，他们在呼市中院先后见过三任院长。
从2006年到2014年，仅自治区高院立案一庭庭长鲍巴图，就接待了他们95次。
平均下来，每个月都去。
从2006年5月24日第一次进京上访开始，他们留下的火车票有46张。
仅2007年到2009年，最高法院给他们的回条就有18张。
常年的奔波，把两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摧垮了。
2013年，距离呼格被执行死刑已经过去17年。
赵志红也在看守所里关了8年。
几乎所有的伸冤途径都试过了，却一直不见结果。
李三仁和尚爱云常常整夜睡不着，商量怎么办。
商量不出办法，两个人就吵架。
尚爱云甚至想过用极端手段引起社会注意。
这个走投无路的母亲、倔强的农妇，已经快被逼疯了。
李三仁比较理性：“如果你也杀人了，就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们进去了，谁来伸冤？还得保重好身体。你看聂树斌家里，现在连伸冤的人都没有了。”
其实李三仁心里也没底。
他说：“如果我死了，我会立下遗嘱，让两个儿子继续为呼格讨个清白。”
2014年10月。
天气转凉了，甚至有些冷。
可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好消息。
经过多方人士长达9年的努力，内蒙古高院终于打通了所有环节，将重审呼格案提上了日程。
11月1日，呼格的父母来到儿子的墓地。
“孩子，这些年爸妈一直在为你申冤。案子要重审了。”
说罢，一对老夫妇老泪纵横。
20天后，11月20日。
内蒙古高院立案一庭庭长鲍巴图代表高院，正式向呼格的父母送达了立案再审通知书。
呼格案，终于真正进入了再审程序。
在这里，必须郑重地感谢两个人——汤计先生、朱顺忠先生。
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警察、检察官、法律界人士。
这些极具正义感的人，为呼格洗脱冤屈、为中国法治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呼格案的重审，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一个家庭洗脱冤屈。
它为一连串冤假错案的重审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也给所有公检法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
2014年12月15日，上午10点。
内蒙古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李生辰宣布：
呼格案中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对辩护人、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