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为没有物证，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赵志红在g49案上是无罪的，也就不存在呼格案复查的问题。”汤计说，“可无论赵志红是不是凶手，现在看呼格案的卷宗，当时的证据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为什么在赵志红那里用了疑罪从无，而在呼格吉勒图身上就不用？”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
让呼格父母更难受的是：每次政法委纠错开会、法院接待他们来访，都是呼格当年的二审审判长——案件的利益相关人——全程参与。
他们想不通，这样的安排算怎么回事。
汤计还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检察长邢宝玉，问怎么推动。
“检察院可以抗诉啊。”
邢宝玉说：“现在不能抗诉。法院不在状态，抗诉后他如果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就死了。有一个办法——最高检抗诉，异地审理。”
2008年，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公检法的领导人都在换届。
呼格案转入了无人触碰的低潮。
这一低潮，就是三年。
2011年清明节。
汤计组织分社电视记者邹简朴、林超做了一档电视专题片——《新华视点：15年冤案为何难昭雪》。
节目在优酷网播出，迅速走红。
紧接着凤凰卫视等媒体跟进，呼格案第一次在网上成了热点。
5月5日，汤计和林超抓住机会，写了《舆论反应：呼格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期盼让真凶早日伏法》。
这篇反应再次引起高层关注，最高院的批示下来了。
这一次，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首次组成了由5名法官参加的呼格案复查组。
汤计说：“有个变化很关键——高院院长换成了胡一峰。他做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的时候就管过呼格的案子，后来去了人大，转了一圈又回到政法系统，对翻案很积极。为了避免法院里消极因素的介入，他们在外面宾馆专门租了房间办公。最后得出结论：原审判证据不足。上报了自治区党委，经党委同意，又上报了最高院。”
2011年11月28日，舆论达到顶点。
汤计完成了第五篇内参，反映案件基本情况和最新进展，以及媒体的集体发声、网路舆情。
此举引发中央和最高法的重视，直接关注了这个案子。
根据法律界人士建议，汤计在文章中呼吁异地审理。
内参发出后，最高法院从内蒙古调阅了呼格案的全部案卷。
此后，又是将近两年。
2013年年初，内蒙古高院正式复查完毕。
结论不变：原审判决证据不足。
上报自治区党委，经同意后上报最高法。
到此为止，法律程序似乎终于要走通了。
可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
长期关注此案的刑侦专家伍国庆，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呼格绝非凶手。”
他多次对比过呼格和赵志红的卷宗。
“一案不会有两凶，其中必有一个是冤枉的。”
记者问他：为什么赵志红落网4年了，法律程序还没有任何启动的迹象？
伍国庆说：“事情已经反映到中央了，相关方面要求公检法三家给出意见。公安机关的意见早就明确了。关键在法院。法院一旦认定是冤案，相关办案人员就要承担责任——降职处分，甚至撤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是证据不够。
是有人不想让证据“够”。
2014年年终，内蒙古政法委开年终总结会，又一次提到了呼格案。
翻案的法律程序走了9年，内蒙古法律系统开了无数次会，组织过数次复查小组。
汤计说：“高院的技术干部几乎全都看过呼格案，每一个细节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该复查的时候复查，可打太极的时候也打。”
他说这话的时候，快退休了。
“我希望有始有终，能看见呼格案有个结果。不想再拖下去了。”
这9年里，还有一个人没有放弃——记者朱顺忠。
他是从汤计的第二份内参开始关注这个案子的。
“那时候手机还不方便，费了很大劲才联系上呼格的父母。同事们还转给我很厚一摞案子的资料。”
汤计除了写内参，还希望更多媒体以公开形式关注，所以把资料给了北京的同行。
朱顺忠去了内蒙古。
他找到了当年呼格案的公诉人之一。
“他开始不见我。后来我打电话太多了，他就约我在一个小花园里面见面。彼此印象还不错。他说‘供认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