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见了二哥身上的两个枪眼——一个在太阳穴，一个在后脑勺。
家里人后来猜测，第一枪打下去，呼格可能没有当场死。
于是又补了一枪。
呼格的家在呼市赛罕区山丹小区。三个儿子，他排老二。
这片儿的老邻居都知道，李家兄弟三个，全是老实巴交的孩子，从不跟人打架闹事。
父亲李三仁是下乡知青，在牧场跟尚爱云结了婚。
三个儿子都生在牧场，一人相差两岁。
两口子一商量，给孩子们都取了蒙古族名字：老大朝里格图，老二呼格吉勒图，老三庆格勒图。
1980年，李三仁带着一家五口回到呼和浩特，进了第一毛纺厂。
牧区教育水平低，三兄弟回来都是插班上学，一开始成绩都跟不上。
老大初中毕业就进了毛纺厂。
老二呼格初三那年想去当兵，没走成，家里托了不少关系，把他送进了卷烟厂。
到了1996年，家里的日子其实过得挺红火。
朝里格图后来跟记者说，父母和自己都在毛纺厂上班，三班倒。
除了上班，他们还做毛线生意，谁歇班了就去看摊。
呼格在卷烟厂上班，跟毛纺厂就隔一条马路。
那时候住的还是平房，呼格下班回来，生炉子、做家务，忙不过来还帮着去做生意。
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最小的弟弟庆格勒图身上。
那会儿他正读初中，学习挺好。
家里不奢望什么清华北大，但他读到哪里，家里就供到哪里。
李三仁家凭著勤劳，在一万多人的毛纺厂宿舍区里，日子算中上等。
朝里格图说：“二弟的性格跟父亲很像，不爱说话，见人就抿著嘴笑一下。只有跟特别近的朋友，才能开朗一点。他怎么可能敢做杀人的事？”
所以当时，父亲托关系找到了呼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文达。
不是让人家徇私包庇，就是求他问问清楚——到底是不是呼格杀了人？如果是，家里也认了。
文达给了一句答复：“准备后事吧。”
1996年6月10日。
呼格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李家的天塌了。
父亲李三仁，47岁的汉子，忍不住嚎啕大哭。
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一个月之内，牙齿全部掉光。
母亲尚爱云，整日抱着儿子的画像以泪洗面，时不时自言自语。
她始终不信。那个乖巧的儿子，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
多年后，她对记者说：“我当时有点疯疯癫癫的，想起来就骑车去老二的坟上。一个半小时的路，去的时候骑得特别快，回来的时候就蹬不动了。明明白白知道儿子死了，那只是一堆土，可就是想去。
呼格死后三四年了，她还是经常去。
老大朝里格图和老三庆格勒图劝她：“妈，别去了，我们替你去。我们一定更加孝顺您，弥补老二不在的缺憾。”
朝里格图后来对记者说：“亲兄弟的感情跟母子的感情不一样。我和老三都从悲伤中走出来了，可我妈，一直都没有。没事就拿着呼格的照片，死死地盯着看。直到前几年我有了孩子，我妈有了孙女，心情才好一些。”
母亲沉浸在丧子之痛里，两个儿子却要面对外面的世界。
“毛纺厂里议论纷纷。”朝里格图说，“关系远的，说什么的都有；关系近的，说爸妈没教育好孩子。我就跟人理论：孩子是孩子，跟大人有什么关系？连上个厕所，都能看见报纸上写这个案子，气得我撕得粉碎。”
老三庆格勒图当时只有16岁。
他遭遇了“鬼剃头”——大把大把掉头发，头发掉得只剩中间一小块了。
尚爱云这才从悲痛中注意到小儿子。
原本成绩最好的老三，那年初三。
可一进学校，同学就说他二哥是流氓，是杀人犯。
他再也静不下心来读书了。
尚爱云跟他说：“大哥上班，二哥走了，你得挺住啊。”
可挺不住。
成绩一路下滑，好高中没考上，只上了个职高。
庆格勒图的病花了几千块钱才治好。
医生说，压力太大，休息不好。
邻居们说起老二呼格，都是打小看着他长大的。
这孩子特别胆小、懂事，乐于助人。
初中毕业去了卷烟厂，本本分分做工。
后来听说他杀了人，整院子的邻居都不信。
“肯定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