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呼格定罪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分局刑警技术室对他的指甲缝污垢做了理化检验。
结论是：呼格指甲缝里的血样，和死者一样，都是o型血。
听起来很唬人，对吧？
可呼格的父亲是o型血，母亲是ab型。
懂点生物学的都知道，o型和ab型的夫妻，生出来的孩子只能是a型或b型，绝不可能是o型或ab型。
也就是说，呼格指甲缝里的血，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的。
那它从哪儿来？
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那是某个o型血的人的，但不一定是死者的——毕竟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是o型；要么，那份所谓的“血样”，从一开始就是被人为安排成o型的。
更要命的是，血型检测只能做到“同类认定”，不是dna那样的“同一认定”。
血型一样，只能说明“可能是”，不能证明“就是”。
但没有人追问这些。
一份经不起推敲的检验报告，就被当成了铁证。
第三个疑点：为什么不做dna检测？
今天谁都知道，强奸案里最可靠的证据就是dna。
1996年呢？中国的dna技术才刚刚起步，全国能做这种检测的，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专门机构。
内蒙古，没有这个条件。
但呼和浩特离北京只有四百多公里。
开车几个小时，火车也就一宿。
把受害人体内提取到的精液送去北京，做个检测，真相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可警方偏偏没有这么做。
后来，一位内蒙古政法系统的重要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了内幕——这个人是多次呼吁重审呼格案的。
据他介绍，案发后，刑侦人员确实在女尸的阴道内提取到了分泌物，也就是精液。
按照最基本的刑侦规则，这种物证是必须进行技术化验的。
但这份最有力的证据，被当时办案的某个领导，“刻意遗忘”了。
不是没发现，是不想发现。
第四个疑点：只有口供，能定罪吗？
呼格案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也没有任何间接证据能把他和犯罪现场牢牢锁死。
唯一能定他罪的，是他自己的“口供”。
而那份口供，是打出来的。
呼格刚进审讯室就被打了。
在当年的司法体系里，刑讯逼供不是秘密。
畲祥林、滕兴善、杜培武、聂树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套拳脚、一支笔、一份按了手印的冤屈。
呼格才18岁，他扛得住吗？
一位当地基层老民警私下说过一段话，挺耐人寻味的：
“你没见过呼格的口供吧？有一段特别有意思。他说，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公厕里，他居然看得清清楚楚——被害女性穿的是牛仔裤，系的是皮带，皮带是向左插的，上面还有两个金属扣子。”
老民警笑了笑，摇头：“你想想，一个人真要是在那种地方干那种事，紧张都紧张死了，哪还有心思去记这些细节？有些同事跟我说啊，怎么越看越像‘诱供’呢。”
还有，呼格供述说自己“躲在女厕所里，准备偷看和猥亵”。
他父亲李三仁后来哭着说：“一个男的藏在女厕所里，等著年轻女子来强奸？你想想，万一进来的是好几个女的呢？万一是老太太呢？他就不怕被人当场抓住？”
更重要的是，呼格从当天下午开始就一直和岩峰在一起，中间单独离开的时间极短。
他哪来的作案时间？
可无论是初审还是二审，两份判决书上都写着同样一句苍白无力的话：“犯罪嫌疑人呼格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没有证据，但他说他干了，那就干了吧。
第五个疑点：有多少杀人犯，会主动去报案？
呼格之所以被盯上，最初的原因，恰恰是他报了案。
一个杀了人的人，不跑、不躲、不藏，反而主动拉上同事去现场，再主动跑去岗亭报警——这得是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他母亲尚爱云哭着说过一句话：“一个18岁的小孩子，杀完了人还能假装没事一样去报案？吓都吓死了，哪还顾得上这些啊。”
实事求是地讲，杀人犯主动报案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少之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就算呼格真是凶手——当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他完全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他有什么必要非要跑去报警，把自己送进枪口里？
一个18岁的、毫无前科的毛头小伙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