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果被提审的时候，还是一副老样子。
翘著二郎腿，靠在椅子上，脸上挂著那种让人想一拳打上去的笑容。
“我的减刑没有问题，”他说，“专利是我自己发明的，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你们查也没用。”
专案组的成员看着他，没生气。
一个人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纸，又拿出一支笔，放在孙小果面前。
“来，你画一个。”
“画什么？”
“画你的专利。那个什么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你给我画个草图就行，简笔画都行，能看出是井盖就行。”
孙小果的笑容僵了一下。
“你不需要画得多标准，”专案组成员继续说，“我给你纸，给你笔，你需要什么制图工具我都可以给你找。你要是实在画不出来——我把原图给你，你照着画，行不行？”
孙小果没说话。
“照着画，能画出来吗？”
孙小果低下头，拿起笔，在纸上戳了几下。
纸上有几个歪歪扭扭的圆圈，别说井盖了，连幼儿园小朋友画的太阳都比这个像样。
“原理就是我的，”他把笔一扔，又开始嘴硬，“我自己发明的，我脑子里有，但我画不出来。”
专案组成员笑了。
不是嘲讽，是苦笑——他见过很多死不认账的人，但像孙小果这样，连装都装不像的，确实不多见。
“你画不出来，那你总该讲得出来吧？这井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联动的？锁紧装置装在哪个位置？”
孙小果张了张嘴，然后闭上了。
他这辈子可能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知识盲区”。
2019年7月18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
10月14日，法庭再次开庭。
这一次，法庭上没有悬念，没有退路，没有“再研究研究”。
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孙小果站在被告席上，穿着黄色的号服，头发剃得很短，脸上的肥肉松弛下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
他哭了。
一个曾经把少女打得变形、往人脸蛋上撒尿、用烟头烫别人乳房的男人，站在被告席上，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看起来挺可怜的。
但旁听席上，有人没有被他骗到。
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还有那些受害者本人——她们没有来，但她们的代理人来了，盯着孙小果那张泪流满面的脸，一言不发。
恶魔的眼泪，不是忏悔。
是害怕。
害怕被枪毙。
法院的判决书写了几千字，但核心内容可以浓缩成几句话——
第一，孙小果强奸了多名未成年女性，其中包括幼女。受害者里，有离家出走的少女，有正在准备高考的高三学生，有不满十四岁的孩子。他专门挑那些反抗能力弱、辨别能力低的女孩下手，手段卑劣，后果极其严重。
第二，他在公共场所劫持被害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让手下轮流看守，打到半死再拖回来强奸。这不是普通的强奸，这是在有组织、有预谋、有帮凶的情况下，对女性实施的系统性暴力。
第三，他当众实施强奸，叫手下“睁大眼睛看着”，并用“不让老子上，就让兄弟们一起上”来威胁被害人。这不是性欲，这是表演，是炫耀，是用别人的痛苦来确立自己的权力。
第四，他是强奸罪的再犯。1994年犯过，1997年再犯。犯了一次不够，出来继续犯。
这四条，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够判重刑。
四条叠在一起，叠成了一座山，压在孙小果身上，直不起腰，翻不了身。
那天在法庭上，孙小果最后说了一句话：“我错了，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
审判长没有接话。
法槌落下，声音很脆，在法庭里回荡了两秒。
2020年2月20日，昆明。
这一天，昆明的天气照旧很好，天空蓝得发亮，街上的蓝花楹还没开，但枝头上已经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花苞。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子里，停著一辆深色的囚车。
孙小果从车上被押下来的时候，腿是软的。
两个法警架着他，他的脚在地上拖出了两道痕迹。
他的脸没有血色，嘴唇在哆嗦，眼睛瞪得很大，瞳孔里映出前方那扇铁灰色的门。
那些曾经被他害过的人，在这一刻，大多数都还在各自的家里——
宋雪莲，那个十六岁被他骗进宾馆的女孩，已经快四十岁了。她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从不让孩子晚上出门。她的